就苏咏霖提出的海外寻找贵重金属和探索未知地区情况的计划，最开始，朝廷中大部分人对这个行动表示不太理解。
他们普遍觉得这样做会花费很多的钱财，很多的人力物力，会给朝廷财政增加很大的负担。
如果不能得到足够的收益，那么这样做就显得毫无意义，只是白白浪费国帑。
一次大远航需要花费的钱财真的是不少的，如果仅仅只是因为未知就要去探索，这个理由恐怕并不足以服众。
探索需要花费大量财富，而财富是百姓辛苦耕种缴纳的赋税所汇聚，每一文钱都应该用的有价值，开疆拓土也好，土木工程也好，兴修水利也好，开垦新的土地也好，这都是有收益不会浪费的。
但是航海远洋探索……
说难听点，万一遇上海上风暴，那可就真的是血本无归了，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
真的值得吗？
这样的看法在朝廷内部和复兴会组织内部都有比较大的支持人群。
说白了，欧洲人之所以会大航海，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动，更因为他们有马可波罗这一类的先驱者的行动以及他们所留下的著述的刺激。
他们的先行者已经来过中国，写下书籍让他们知道中国是【流着奶和蜜、黄金遍地】的国度，为了寻找中国，为了发财，他们才来的。
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
且最早的探索并非政府组织，而是民间私人探索行为，政府并没有为此支付什么费用，不存在承担什么风险。
当私人行为的确发现了广阔的可能性之后，政府才参与进来大肆掠夺，把这一私人探索行为发展为全球性质的全面探索政策，为之后的掠夺打下基础。
而苏咏霖这个时候却不能说他知道从北美到南美的太平洋沿岸地区都有大量的贵重金属矿分部，尤其是白银。
他不能说美洲土著富得流油，把黄金白银当做日常用品制作成各种饰品戴在身上。
并且他们的生产力和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文明形态都远逊于大明，大明就算不用战争殖民的形式，也能可以用生产力形成降维打击。
用各类手工商品和美洲没有的农产品实现市场的开拓，通过正当的商业模式从美洲土著手里得到超量黄金白银，还能顺带传播文化，传播革命，在美洲建立先遣队之类的，实现国土的开拓等等。
反正以美洲之宽阔，有的是无主之地，谁先发现就是谁的，根本没有道德上的负担。
而这样一来，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黄金白银流入大明，给大明增加足够的黄金白银储蓄，以此为推动货币改革打下基础。
这是只有苏咏霖知道而其他人不知道也不敢相信的事情。
尽管如此，苏咏霖还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强行推动了这件事情，还表示若是能有打破货币僵局的可能，别说一支探险船队，三支四支五支都能派出去。
国内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必须向外走，去寻找无限的可能，这是迟早要做的事情，既然现在我们有需求有能力，为什么不去做，而要困守这一亩三分地拼命内卷呢？
为什么不能对外寻找新的可能呢？
同志们，把你们的视野打开，把你们的格局打开，这很重要。
以此为核心点，苏咏霖在国务会议和复兴会会议上发表多次演讲，讲了商业扩张对经济的意义，讲了国土扩张对国家的意义，也讲了革命扩张对复兴会本身的意义。
也就是这个时候，苏咏霖第一次讲到了将革命尽量向外安排，讲到了不单单是大明实现革命成功才算是成功，而要整个世界都实现了革命成功，才是最终的成功。
但凡还有一个人在受压迫，那么复兴会的理想都不算是成功，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只要是人，那就是复兴会要解放的目标。
难道只是解放了华夏子民就可以了吗？
革命就成功了吗？
不，没有，完全不是这样的，这样远远不够。
革命者要开放视野，打开格局，用全世界一盘棋的视野看待革命问题。
如此就能发现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大明革命虽然成功，虽然在区域内形成了优势，但是论及区域和规模，在全世界来看，依然只是星星之火。
且随着我们与国外交流的次数增加，双方互相了解的程度加深，对方的上等人迟早会发现大明与他们的不同之处，迟早会对大明的革命产生恐惧。
那之后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会封闭他们自己，与我们断绝往来。
他们也怕他们的子民与我们来往多了会产生把他们的王族、皇族挂上东南枝的想法，他们害怕大明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要未雨绸缪，哪怕大明没有那个想法。
那就不单单是影响经济的问题了。
就算他们打不过我们，难道不会自我封闭，与我们断绝往来吗？
我们之间隔着千里万里，难道还能兴师问罪万里远征去要求他们打开国门吗？
那要花多少钱耗费多少人力物力？
我们不能让自己成为少数，不能让自己被孤立，不能让自己成为异类，我们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所以除了将革命带到他们的国土上大力发展之外，我们没有别的方法。
他们越是害怕，我们就越要主动！
我们只有解放全世界的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我们自己。
这是苏咏霖第一次阐述自己的世界革命理论，从经济角度初步阐述了全面革命的必要性，然后写成文章发行全国，由此在朝廷内部和地方复兴会上引发了一波激烈的讨论。
并且由此率先在视野最开阔的财政部内打开了缺口。
一系列高级官员和复兴会高级干部相继发表言论支持苏咏霖的看法，认为在与世界各国交往的过程中，哪怕只是做生意，当他们真切的接触到明国社会与明国的革命政策之后，也会影响到部分人的思想。
而这部分人的思想受到冲击发生改变之后，会给他们的母国带去意想不到的影响。
而当母国统治者意识到这种影响带来的改变的时候，将不可逆转的产生对大明的恶感与恐惧。
这种恶感与恐惧会促使他们断绝与大明的往来，从官府到民间全方位的禁止，以防止大明的革命思想传播的太深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以至于在本土引发革命。
而如果他们的本土也发生了类似的革命行动，更将促使他们坚决断绝与大明的往来，哪怕这种革命不是大明主动指导发起的。
虽然短时间内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十年二十年后，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成为事实。
一旦这种情况成为事实而大明没有相对应的准备，那么就会对大明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明休想独善其身。
他们普遍觉得这样做会花费很多的钱财，很多的人力物力，会给朝廷财政增加很大的负担。
如果不能得到足够的收益，那么这样做就显得毫无意义，只是白白浪费国帑。
一次大远航需要花费的钱财真的是不少的，如果仅仅只是因为未知就要去探索，这个理由恐怕并不足以服众。
探索需要花费大量财富，而财富是百姓辛苦耕种缴纳的赋税所汇聚，每一文钱都应该用的有价值，开疆拓土也好，土木工程也好，兴修水利也好，开垦新的土地也好，这都是有收益不会浪费的。
但是航海远洋探索……
说难听点，万一遇上海上风暴，那可就真的是血本无归了，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
真的值得吗？
这样的看法在朝廷内部和复兴会组织内部都有比较大的支持人群。
说白了，欧洲人之所以会大航海，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动，更因为他们有马可波罗这一类的先驱者的行动以及他们所留下的著述的刺激。
他们的先行者已经来过中国，写下书籍让他们知道中国是【流着奶和蜜、黄金遍地】的国度，为了寻找中国，为了发财，他们才来的。
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
且最早的探索并非政府组织，而是民间私人探索行为，政府并没有为此支付什么费用，不存在承担什么风险。
当私人行为的确发现了广阔的可能性之后，政府才参与进来大肆掠夺，把这一私人探索行为发展为全球性质的全面探索政策，为之后的掠夺打下基础。
而苏咏霖这个时候却不能说他知道从北美到南美的太平洋沿岸地区都有大量的贵重金属矿分部，尤其是白银。
他不能说美洲土著富得流油，把黄金白银当做日常用品制作成各种饰品戴在身上。
并且他们的生产力和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文明形态都远逊于大明，大明就算不用战争殖民的形式，也能可以用生产力形成降维打击。
用各类手工商品和美洲没有的农产品实现市场的开拓，通过正当的商业模式从美洲土著手里得到超量黄金白银，还能顺带传播文化，传播革命，在美洲建立先遣队之类的，实现国土的开拓等等。
反正以美洲之宽阔，有的是无主之地，谁先发现就是谁的，根本没有道德上的负担。
而这样一来，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黄金白银流入大明，给大明增加足够的黄金白银储蓄，以此为推动货币改革打下基础。
这是只有苏咏霖知道而其他人不知道也不敢相信的事情。
尽管如此，苏咏霖还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强行推动了这件事情，还表示若是能有打破货币僵局的可能，别说一支探险船队，三支四支五支都能派出去。
国内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必须向外走，去寻找无限的可能，这是迟早要做的事情，既然现在我们有需求有能力，为什么不去做，而要困守这一亩三分地拼命内卷呢？
为什么不能对外寻找新的可能呢？
同志们，把你们的视野打开，把你们的格局打开，这很重要。
以此为核心点，苏咏霖在国务会议和复兴会会议上发表多次演讲，讲了商业扩张对经济的意义，讲了国土扩张对国家的意义，也讲了革命扩张对复兴会本身的意义。
也就是这个时候，苏咏霖第一次讲到了将革命尽量向外安排，讲到了不单单是大明实现革命成功才算是成功，而要整个世界都实现了革命成功，才是最终的成功。
但凡还有一个人在受压迫，那么复兴会的理想都不算是成功，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只要是人，那就是复兴会要解放的目标。
难道只是解放了华夏子民就可以了吗？
革命就成功了吗？
不，没有，完全不是这样的，这样远远不够。
革命者要开放视野，打开格局，用全世界一盘棋的视野看待革命问题。
如此就能发现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大明革命虽然成功，虽然在区域内形成了优势，但是论及区域和规模，在全世界来看，依然只是星星之火。
且随着我们与国外交流的次数增加，双方互相了解的程度加深，对方的上等人迟早会发现大明与他们的不同之处，迟早会对大明的革命产生恐惧。
那之后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会封闭他们自己，与我们断绝往来。
他们也怕他们的子民与我们来往多了会产生把他们的王族、皇族挂上东南枝的想法，他们害怕大明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要未雨绸缪，哪怕大明没有那个想法。
那就不单单是影响经济的问题了。
就算他们打不过我们，难道不会自我封闭，与我们断绝往来吗？
我们之间隔着千里万里，难道还能兴师问罪万里远征去要求他们打开国门吗？
那要花多少钱耗费多少人力物力？
我们不能让自己成为少数，不能让自己被孤立，不能让自己成为异类，我们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所以除了将革命带到他们的国土上大力发展之外，我们没有别的方法。
他们越是害怕，我们就越要主动！
我们只有解放全世界的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我们自己。
这是苏咏霖第一次阐述自己的世界革命理论，从经济角度初步阐述了全面革命的必要性，然后写成文章发行全国，由此在朝廷内部和地方复兴会上引发了一波激烈的讨论。
并且由此率先在视野最开阔的财政部内打开了缺口。
一系列高级官员和复兴会高级干部相继发表言论支持苏咏霖的看法，认为在与世界各国交往的过程中，哪怕只是做生意，当他们真切的接触到明国社会与明国的革命政策之后，也会影响到部分人的思想。
而这部分人的思想受到冲击发生改变之后，会给他们的母国带去意想不到的影响。
而当母国统治者意识到这种影响带来的改变的时候，将不可逆转的产生对大明的恶感与恐惧。
这种恶感与恐惧会促使他们断绝与大明的往来，从官府到民间全方位的禁止，以防止大明的革命思想传播的太深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以至于在本土引发革命。
而如果他们的本土也发生了类似的革命行动，更将促使他们坚决断绝与大明的往来，哪怕这种革命不是大明主动指导发起的。
虽然短时间内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十年二十年后，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成为事实。
一旦这种情况成为事实而大明没有相对应的准备，那么就会对大明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明休想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