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红的“明”字大旗，至此开始在维也纳城的上空，阿尔卑斯山的北麓，飘扬着。
这一世的李定国不会知道的是，他在另一个时空的大明会在滇地边陲含恨而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擎刀进入这个后世被誉为音乐之都的欧洲重镇。
看着充溢在眼前的许多巴洛克建筑，他不禁微微一笑。
身为汉家儿郎，能有朝一日，骑马踏在这异域之地，让这里的一切皆变成大明所有，无疑是真正值得让人大书特书的功业。
瑟瑟发抖的欧洲贵族们依旧跪在地上，瞥眼看着进入城中的明军。
他们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结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积攒了五百多年的财富即将归于眼前这些来自东方的人。
军事上的胜利伴随着带来的是文化上的胜利。
王夫之和孙奇逢等奉命来欧洲传播儒学的大儒，在明军进入维也纳城后不久，也来到了这里。
这个时期的王夫之和孙奇逢等儒士，没有在如今的年岁因为满清入主中原而剃发蓄辫，而是依旧峨冠博带的来到这西洋之地。
待看见这里的巴洛克建筑里的壁画与各类雕塑后，王夫之和孙奇逢这些大儒，因为毕竟是这个时代的汉人，正处于国大民骄时，所以，他们对这些西洋文化是嗤之以鼻的。
王夫之直接就因此斥责道：“简直是不伦不类！巫蛊横行！必须尽快让他们接受儒家理学之教化！”
孙奇逢点了点头，对此表示赞同，且道：“先立一所文庙，塑造一尊天子像和孔子像，到时候好先让第一批儒童参拜君上与先贤，然后接受儒道之教。”
王夫之和孙奇逢等人说干就干。
摄于大明帝国眼下的军事威胁，欧洲的贵族们也不敢阻止，也只能予以配合，且被迫开始戴起了儒冠，穿起了儒袍。
因为王夫之强烈要求定西大将军周遇吉下钧令要求归附之地的西夷必须易服易发，否则就应该以拒绝服从王化为由处以绞刑。
西夷们还是更在乎自己的性命的，相比于对上帝的忠诚而已，故而，大多都老老实实地执行了易服易发之政。
这一天，序属仲春，维也纳满城花香弥漫，上千西夷儒童在王夫之和孙奇逢等的带领下开始跪拜大明天子和孔子。
王夫之甚至还做了讲话，大谈修身齐家之德。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民有所欲，天必从之。”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修己以安百姓。”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随着儒学借重大明的军事扩张，在西方广泛传播，一些西方的学者也在接触儒学后仿佛被打开了新世界。
尤其是儒学中关注自我意识与民本的思想让这个时代思想刚刚启蒙的西夷学者们在接触后对这些儒家之言惊为天人。
此时，历史上作为英吉利辉格党的创立者之一，且是英吉利启蒙思想家，而作为西方第一个人应该自省内心的洛克，此时就在来明属尼德兰游学了解到东方儒学后对这些西方还缺乏的唯物主义与民本思想感到十分惊骇，且因此一直十分沉迷地喃喃念着这些儒家句子，而对奥兰治亲王道：
“原来东方人早就有民本人权之思想！而且是上千年前就有了！这个国度的文明是真的很先进！”
奥兰治亲王也感叹道：“是啊！我们实在是太落后了，到现在才开始渐渐摆脱愚昧。”
华夏在文化上的确有很强的优势。
所以这些还在思想启蒙阶段的西夷思想家们也就在见到这些华夏文化后而感到震惊。
事实上，不仅仅是西夷开始兴起的民本思想。
即便是在经济上，管仲时期就有了政府管控市场经济的经济思想，而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体现的经济思想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的思想如出一辙。
可见华夏文化之底蕴。
只是后世子孙不争气，把经越念越歪，才导致出现一种东学不及西学的现象。
但这却并不是说，数千年文明积淀的各类思想就真的是陈腐之物。
而在这一世，当东学被朱由校这个大明皇帝推之于蛮荒之地，行教化之道时，而没有显得没用。
其实很有用。
对于刚刚摆脱中世纪的西夷们而言，许多东方思想让他们颇感新鲜和有柳暗花明之感，倒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排斥。
不过，此时的大明本土，随着陆王心学，把大明学者的思维打开，使其摆脱了程朱理学的禁锢，重新开始叩问内心、独立思考而迎来思想大爆发的时代，又加上皇帝朱由校外除鞑虏、内扫反动者，又大兴平民教育且重塑民族而推波助澜一番后，本土学者早在重新继承了先贤之学后又有所批判和发展。
如今之大明已经更趋向于将民按阶层去分辨，将国家性质按利益关系去分辨。
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很难再去愚弄到大部分民众。
因为大明本土的民众早已因为数十年的平民教育，而渐开民智。
即便别有用心者想愚弄民众，也最终只会变成一个笑话，且被帝国用铁拳予以惩戒。
利奥波德六世来到这样的大明本土后，就因为这样，而一上岸，就被一大帮报刊采编者给围了起来，且询问他许多问题。
诸如“你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君王，对于如今成为亡国之君有何感想”、“你们为什么没有通过解救自己农奴的方式而避免如今的结局”这类问题。
因为大明现在民智大开，读书看报的人多，几乎人人都喜欢关注各类时事，什么美洲的倭国与英法两国的争战，以及欧洲路易十四落水是否有阴谋这些事，都是他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
哪怕是贩夫走卒也在整日的担心各地藩国会不会叛变，大明将来到底是哪位皇子继承皇位。
而正因为有这样的需求，就有相应的市场，所以各大报刊的采编者也就对于各类新闻的采编非常积极，犹如闻到肉味的饿狼一般。
像利奥波德六世这种人一来到大明自然也会被许多报刊采编者积极采编。
利奥波德六世看见这一幕感到很震惊，他没想到的是，这个东方国家，平民会跟统治者一样对他好奇，整个国家似乎不只是统治者的国家。
“难怪这个东方之国能这么厉害！真正是与我欧洲不同！”
利奥波德六世因此感叹道。
而他在抵达大明后，自然也是被安排到了对外教化学院接受汉化。
在教化学院接待他的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奥维茨基。
奥维茨基很兴奋地对利奥波德六世说：“我比你早来一段时间，所以，按序齿，我是你师兄！以后无论是文化课学习还是劳动课学习，你都得听师兄我的安排，明白吗？”
这一世的李定国不会知道的是，他在另一个时空的大明会在滇地边陲含恨而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擎刀进入这个后世被誉为音乐之都的欧洲重镇。
看着充溢在眼前的许多巴洛克建筑，他不禁微微一笑。
身为汉家儿郎，能有朝一日，骑马踏在这异域之地，让这里的一切皆变成大明所有，无疑是真正值得让人大书特书的功业。
瑟瑟发抖的欧洲贵族们依旧跪在地上，瞥眼看着进入城中的明军。
他们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结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积攒了五百多年的财富即将归于眼前这些来自东方的人。
军事上的胜利伴随着带来的是文化上的胜利。
王夫之和孙奇逢等奉命来欧洲传播儒学的大儒，在明军进入维也纳城后不久，也来到了这里。
这个时期的王夫之和孙奇逢等儒士，没有在如今的年岁因为满清入主中原而剃发蓄辫，而是依旧峨冠博带的来到这西洋之地。
待看见这里的巴洛克建筑里的壁画与各类雕塑后，王夫之和孙奇逢这些大儒，因为毕竟是这个时代的汉人，正处于国大民骄时，所以，他们对这些西洋文化是嗤之以鼻的。
王夫之直接就因此斥责道：“简直是不伦不类！巫蛊横行！必须尽快让他们接受儒家理学之教化！”
孙奇逢点了点头，对此表示赞同，且道：“先立一所文庙，塑造一尊天子像和孔子像，到时候好先让第一批儒童参拜君上与先贤，然后接受儒道之教。”
王夫之和孙奇逢等人说干就干。
摄于大明帝国眼下的军事威胁，欧洲的贵族们也不敢阻止，也只能予以配合，且被迫开始戴起了儒冠，穿起了儒袍。
因为王夫之强烈要求定西大将军周遇吉下钧令要求归附之地的西夷必须易服易发，否则就应该以拒绝服从王化为由处以绞刑。
西夷们还是更在乎自己的性命的，相比于对上帝的忠诚而已，故而，大多都老老实实地执行了易服易发之政。
这一天，序属仲春，维也纳满城花香弥漫，上千西夷儒童在王夫之和孙奇逢等的带领下开始跪拜大明天子和孔子。
王夫之甚至还做了讲话，大谈修身齐家之德。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民有所欲，天必从之。”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修己以安百姓。”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随着儒学借重大明的军事扩张，在西方广泛传播，一些西方的学者也在接触儒学后仿佛被打开了新世界。
尤其是儒学中关注自我意识与民本的思想让这个时代思想刚刚启蒙的西夷学者们在接触后对这些儒家之言惊为天人。
此时，历史上作为英吉利辉格党的创立者之一，且是英吉利启蒙思想家，而作为西方第一个人应该自省内心的洛克，此时就在来明属尼德兰游学了解到东方儒学后对这些西方还缺乏的唯物主义与民本思想感到十分惊骇，且因此一直十分沉迷地喃喃念着这些儒家句子，而对奥兰治亲王道：
“原来东方人早就有民本人权之思想！而且是上千年前就有了！这个国度的文明是真的很先进！”
奥兰治亲王也感叹道：“是啊！我们实在是太落后了，到现在才开始渐渐摆脱愚昧。”
华夏在文化上的确有很强的优势。
所以这些还在思想启蒙阶段的西夷思想家们也就在见到这些华夏文化后而感到震惊。
事实上，不仅仅是西夷开始兴起的民本思想。
即便是在经济上，管仲时期就有了政府管控市场经济的经济思想，而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体现的经济思想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的思想如出一辙。
可见华夏文化之底蕴。
只是后世子孙不争气，把经越念越歪，才导致出现一种东学不及西学的现象。
但这却并不是说，数千年文明积淀的各类思想就真的是陈腐之物。
而在这一世，当东学被朱由校这个大明皇帝推之于蛮荒之地，行教化之道时，而没有显得没用。
其实很有用。
对于刚刚摆脱中世纪的西夷们而言，许多东方思想让他们颇感新鲜和有柳暗花明之感，倒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排斥。
不过，此时的大明本土，随着陆王心学，把大明学者的思维打开，使其摆脱了程朱理学的禁锢，重新开始叩问内心、独立思考而迎来思想大爆发的时代，又加上皇帝朱由校外除鞑虏、内扫反动者，又大兴平民教育且重塑民族而推波助澜一番后，本土学者早在重新继承了先贤之学后又有所批判和发展。
如今之大明已经更趋向于将民按阶层去分辨，将国家性质按利益关系去分辨。
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很难再去愚弄到大部分民众。
因为大明本土的民众早已因为数十年的平民教育，而渐开民智。
即便别有用心者想愚弄民众，也最终只会变成一个笑话，且被帝国用铁拳予以惩戒。
利奥波德六世来到这样的大明本土后，就因为这样，而一上岸，就被一大帮报刊采编者给围了起来，且询问他许多问题。
诸如“你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君王，对于如今成为亡国之君有何感想”、“你们为什么没有通过解救自己农奴的方式而避免如今的结局”这类问题。
因为大明现在民智大开，读书看报的人多，几乎人人都喜欢关注各类时事，什么美洲的倭国与英法两国的争战，以及欧洲路易十四落水是否有阴谋这些事，都是他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
哪怕是贩夫走卒也在整日的担心各地藩国会不会叛变，大明将来到底是哪位皇子继承皇位。
而正因为有这样的需求，就有相应的市场，所以各大报刊的采编者也就对于各类新闻的采编非常积极，犹如闻到肉味的饿狼一般。
像利奥波德六世这种人一来到大明自然也会被许多报刊采编者积极采编。
利奥波德六世看见这一幕感到很震惊，他没想到的是，这个东方国家，平民会跟统治者一样对他好奇，整个国家似乎不只是统治者的国家。
“难怪这个东方之国能这么厉害！真正是与我欧洲不同！”
利奥波德六世因此感叹道。
而他在抵达大明后，自然也是被安排到了对外教化学院接受汉化。
在教化学院接待他的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奥维茨基。
奥维茨基很兴奋地对利奥波德六世说：“我比你早来一段时间，所以，按序齿，我是你师兄！以后无论是文化课学习还是劳动课学习，你都得听师兄我的安排，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