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欧足球水平差距的问题，以前不是没有人提过，但很少以量化的指标来计算。而球迷从偶尔中欧球队比赛的场面直观来理解，往往会有各种错觉：比如“哎呀，那一球要是准点就进了，然后我们就赢了”，或者“那一球没接到，要是接了，一个单刀就来了”，这种声音很多，既有球迷的朴素看法，也有媒体的煽呼。一大群有的没的专家也跟着推波助澜，但实际上现代足球发展至今，已经越来越从依靠人体变异到依靠资金科技。一线队也就是国家队的对抗只是表面的现象，各自背后所依托的足球体系、足球基础设施、足球人才储备才是真正的较量。
数一数球场数量，看一看人均收入，听一听百姓心声，就什么都明白了。老郝深入了拉科鲁尼亚，考察了图宾根青年，许多东西很直观的就能感受到。比如任何一个拉科鲁尼亚市民都对一线队成员耳熟能详，能准确的说出他来自哪个国家、地区、身高、体重、外号。大约一半的拉科鲁尼亚市民能准确的说出一线队球员的兴趣爱好、配偶情况，同时他们还能对拉科二队的球员，说的清清楚楚。拉科的市民同时还和大量的小球会的球迷重合，他们不但知道拉科，还知道拉科市内的一些低级球队的球员、球星名字。拉科鲁尼亚24万人，拥有大大小小的球队几十支。每到周末的比赛日，街上穿着各种各样球衣的人比比皆是，连拉科市民都认不全。
但在中国，有几个中国人知道二级联赛的球员、球星名字？三级联赛呢？四级联赛呢？五级……哦，中国没有五级联赛！
这就是差距。中国足球的土壤一直在政府的培养之下，在百姓看电视的爱国热情的推动下，而并没有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中国成年人，自从离开校门，有几个踢过足球比赛？一百个人里恐怕一个都没有。
所以，足球在中国是个大项目，但也是个可怜的小项目。老百姓热衷凑热闹，但不愿意参与其中，这就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起哄架秧子，一个比一个能，撸袖子开干，一个比一个怂。
这次采访关于欧洲的部分很简短，很快就过渡到了这次世界杯出线展望方面。老郝是中国队的形象代表，李玮锋是实力中坚，王艾是最大派系的领袖，老中青三人组合也确实够资格谈一谈这方面。
还是老郝先说：“要我说，希望很大，困难也同样很大。在汉城赢了一场，还挺多，但是要小王没这么好的发挥，结果还不一定。”
李玮锋也点头：“我们不能光看数据，好像小王不上，三个球没了，然后我们1:2输了，上别的人也有可能赢，但也有可能会输。你其实想想我们国家队在国际比赛中有几次出现过帽子戏法就知道了，很少的。打韩国，从来没有过的，也就小王这么蛮不讲理的才能这样。”
老郝点头：“是，帽子戏法我也踢过，好像是三次还是四次的，记不太清了，但对手都比较弱，不是菲律宾就是关岛，这跟欺负小孩子没什么区别，所以没有代表性。打韩国我们能赢或者说能平就不错，这不会因为我们亚洲杯夺冠就改变，韩国早就拿过冠军了。”
王艾咧着嘴听两位前辈的表扬，冷不防叫新华社体育部记者发问：“王艾，你不说说看法吗？”
“呃，他们说的都挺……呃”王艾挠挠脸：“这次我的状态确实不错，但我只是完成了最后一下，没有之前的防守、传递、拉扯、跑动这些预热工作，我也完成不了最后一击。”
记者熟稔的点点头，过去多少次采访，王艾都是这个腔调：绝不承认自己一个人拯救了球队，在这个问题上，别人怎么挖坑，他都不跳。
已经拿到了实利，还对队友穷追猛打，剥夺队友的商业利益，那就过分了。拿到了里子，就该给人留点面子。
“那如果你下半场还能比赛的话，你预计全场能进几个？”
“这个不好说啊，对手给不给机会，队友能否创造机会都不好说。但如果我真的能打全场的话，那肯定是能进多少算多少，不会手下留情的。”
“在对手放弃抵抗的时候，也不考虑收一收吗？”
“不！”王艾摇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新华社的记者眉头一皱反驳道：“可国际比赛，终究是两国的体育界的交流。王博士，我相信你的大局观。奥运会之后你上了《面对面》，我们都看了，谈的很好、很广、很深，所以起码你应该能知道，体育赛事也需要服务国家利益，服从外交工作。着名的乒乓外交你应该知道吧？那就是一个典型。”
王艾频频点头，等记者说完了才道：“可足球规则里边有个净胜球，有了这个净胜球，你无论何时都不能手下留情，哪怕对手放弃抵抗了，只要你的实力在小组中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就一定要多进，为最后的出线积攒砝码。2000年亚洲杯预选赛上，我们19:0关岛，就是这种情况。”
老郝、大头纷纷点头。
“所以，我当然尊重我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得饶人处且饶人，做人留一线，下次好相见什么的，我也相信我们外交工作在这方面的影响下，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竞技体育，具体说足球不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中国人来制定现代足球规则，肯定会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观，比如净胜球制度一定会被取消，反而会以红黄牌制度来决定最后的出线者，从而让比赛既精彩、华丽、又充满温情，而不是那么残酷、激烈。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足球的规则的制定者、主要执行者和受益者都是西方人，这决定了我们这些运动员必须去做符合西方价值观，而非中国价值观的决定。”
在新华社记者深思的时候，王艾果断的补充道：“那就是，得饶人处不饶人，痛打落水狗。你不打，你就吃亏，你不打，别人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西方规则下的现代足球，就是一个丛林世界，我们要是不狠，还抱着我们的价值观不松手，我们就是宋襄公。”
数一数球场数量，看一看人均收入，听一听百姓心声，就什么都明白了。老郝深入了拉科鲁尼亚，考察了图宾根青年，许多东西很直观的就能感受到。比如任何一个拉科鲁尼亚市民都对一线队成员耳熟能详，能准确的说出他来自哪个国家、地区、身高、体重、外号。大约一半的拉科鲁尼亚市民能准确的说出一线队球员的兴趣爱好、配偶情况，同时他们还能对拉科二队的球员，说的清清楚楚。拉科的市民同时还和大量的小球会的球迷重合，他们不但知道拉科，还知道拉科市内的一些低级球队的球员、球星名字。拉科鲁尼亚24万人，拥有大大小小的球队几十支。每到周末的比赛日，街上穿着各种各样球衣的人比比皆是，连拉科市民都认不全。
但在中国，有几个中国人知道二级联赛的球员、球星名字？三级联赛呢？四级联赛呢？五级……哦，中国没有五级联赛！
这就是差距。中国足球的土壤一直在政府的培养之下，在百姓看电视的爱国热情的推动下，而并没有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中国成年人，自从离开校门，有几个踢过足球比赛？一百个人里恐怕一个都没有。
所以，足球在中国是个大项目，但也是个可怜的小项目。老百姓热衷凑热闹，但不愿意参与其中，这就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起哄架秧子，一个比一个能，撸袖子开干，一个比一个怂。
这次采访关于欧洲的部分很简短，很快就过渡到了这次世界杯出线展望方面。老郝是中国队的形象代表，李玮锋是实力中坚，王艾是最大派系的领袖，老中青三人组合也确实够资格谈一谈这方面。
还是老郝先说：“要我说，希望很大，困难也同样很大。在汉城赢了一场，还挺多，但是要小王没这么好的发挥，结果还不一定。”
李玮锋也点头：“我们不能光看数据，好像小王不上，三个球没了，然后我们1:2输了，上别的人也有可能赢，但也有可能会输。你其实想想我们国家队在国际比赛中有几次出现过帽子戏法就知道了，很少的。打韩国，从来没有过的，也就小王这么蛮不讲理的才能这样。”
老郝点头：“是，帽子戏法我也踢过，好像是三次还是四次的，记不太清了，但对手都比较弱，不是菲律宾就是关岛，这跟欺负小孩子没什么区别，所以没有代表性。打韩国我们能赢或者说能平就不错，这不会因为我们亚洲杯夺冠就改变，韩国早就拿过冠军了。”
王艾咧着嘴听两位前辈的表扬，冷不防叫新华社体育部记者发问：“王艾，你不说说看法吗？”
“呃，他们说的都挺……呃”王艾挠挠脸：“这次我的状态确实不错，但我只是完成了最后一下，没有之前的防守、传递、拉扯、跑动这些预热工作，我也完成不了最后一击。”
记者熟稔的点点头，过去多少次采访，王艾都是这个腔调：绝不承认自己一个人拯救了球队，在这个问题上，别人怎么挖坑，他都不跳。
已经拿到了实利，还对队友穷追猛打，剥夺队友的商业利益，那就过分了。拿到了里子，就该给人留点面子。
“那如果你下半场还能比赛的话，你预计全场能进几个？”
“这个不好说啊，对手给不给机会，队友能否创造机会都不好说。但如果我真的能打全场的话，那肯定是能进多少算多少，不会手下留情的。”
“在对手放弃抵抗的时候，也不考虑收一收吗？”
“不！”王艾摇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新华社的记者眉头一皱反驳道：“可国际比赛，终究是两国的体育界的交流。王博士，我相信你的大局观。奥运会之后你上了《面对面》，我们都看了，谈的很好、很广、很深，所以起码你应该能知道，体育赛事也需要服务国家利益，服从外交工作。着名的乒乓外交你应该知道吧？那就是一个典型。”
王艾频频点头，等记者说完了才道：“可足球规则里边有个净胜球，有了这个净胜球，你无论何时都不能手下留情，哪怕对手放弃抵抗了，只要你的实力在小组中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就一定要多进，为最后的出线积攒砝码。2000年亚洲杯预选赛上，我们19:0关岛，就是这种情况。”
老郝、大头纷纷点头。
“所以，我当然尊重我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得饶人处且饶人，做人留一线，下次好相见什么的，我也相信我们外交工作在这方面的影响下，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竞技体育，具体说足球不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中国人来制定现代足球规则，肯定会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观，比如净胜球制度一定会被取消，反而会以红黄牌制度来决定最后的出线者，从而让比赛既精彩、华丽、又充满温情，而不是那么残酷、激烈。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足球的规则的制定者、主要执行者和受益者都是西方人，这决定了我们这些运动员必须去做符合西方价值观，而非中国价值观的决定。”
在新华社记者深思的时候，王艾果断的补充道：“那就是，得饶人处不饶人，痛打落水狗。你不打，你就吃亏，你不打，别人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西方规则下的现代足球，就是一个丛林世界，我们要是不狠，还抱着我们的价值观不松手，我们就是宋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