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巨流河事件”之后，痛定思痛，张汉卿认真地总结了教训。
他和韩麟春、蒋百里、姜登选等人深刻地探讨了如何有效地掌握及约束部队的思想动态，认为目前部队扩张太快了，老奉系和人民军系没能够有机地融合，令出多头，各系降兵整改工作尚未能大张旗鼓动展开；一些官兵素质良莠不齐，山大王思想严重。
不把人民党、人民军内这些不和谐音符清除，迟早有一天还会出大事。最终达成一个结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亟待加强。
的确如此。当今世界，各国军事家普遍认为，战争是有形战力和无形战力的综合较量。
所谓有形战力，由武器装备和战场设施构成——依靠科技强军来实现；无形战力，由参战人员的思想、意志构成——依靠政治作战来实现。因此，政治作战历来在战争中，都有其特殊的位置，其地位与作用也十分重要。
长期以来，人民军依照张汉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物力、七分精神”的原则，一向重视政治作战，不仅将其作为平时的经常性工作，而且将其列为各项作战计划的重要内容。
例如在著名的“中卫改编”计划中就制定有专门的政治部，并设计了其在政令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在创建武汉军校时也将政治工作作为重要一环，逐渐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政工制度；在统一国家后也建立了独立的总政治部，并安排人民党内元老姜登选任总政治部主任，其职级与总参谋长平级等。
就是在各级党组织里设置政法委书记职务，明确地方党委对地方军队、武警的双重控制权等方法，都是对政工制度的一种摸索和实践。
这次兵变的一个教训就是军中主官的权限过大，政治部将如何限制理论上是自己上司的司令？根据政工制度，人民军调动制度，事关军队的调动，除非军事主官签发和政治部主任附署方才有效，而参谋部则根据两人的签字发出调令，事后仍需将调令交政治部存档。
而接收军令的单位也需有军事主官签署、政治部主任的副署才可以下达部队，否则这将是极大的政治错误，下属军队不但有权拒绝，还可当场以叛国罪直接把他们拉下马；就是在事后，也免不了上军事法庭的命运。
在这种严格的制度下，除非所有主官都一齐叛变，否则即使任何一环有问题，军队都不会乱。
如果政治部主官拒绝副署怎么办？召开党委会讨论！
在紧急状况下，以师级为例，师长、副师长、师政治部主任、师参谋长、师后勤部长是五位法定的党委委员，以多数表决的方式，决定最终结论。但这个结论是要承担政治后果的，将会在事后追究做这个紧急结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军队里展开政治工作本是一项很好的制度，到张汉卿穿越前为止，无论是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均极为重视政战制度的作用。像台湾军队的政战系统因其机构庞大、组织严密、任务明确、制度严格，素以“第四军种”著称即可见一般。
但是由于老奉军部队的许多旧式军官视军队为私物，唯恐大权旁落，无不极尽其能阻止少帅插手改变其军队，对张汉卿屡次提出的政治整编阳奉阴违。
张汉卿对人民军一系那是自成军之日起即牢牢控制在手心，但对张作霖用老了的老将们却无可奈何。张作霖面对少帅牢骚，虽然有心处置，但因为连年征战，国内国际对奉系形势大好，不敢在这当口激起兵变，影响大局，因此勉强维持这种不尴不尬的局面。
但是当这些军官威胁到张作霖的执政基础或者少帅的生命时，这是践踏了老帅张作霖的底线，绝对是容忍不得。因此当政变结束的第二天，张汉卿重谈旧事时，张作霖二话不说，即刻发布命令：以人民军为蓝本，所有奉系军队全面整编；所有不服从、消极对待的军官将被强制退役或调职！
有张作霖在，很多守旧的老奉系的将领们多年来一直间接（直接抵制的没有了，汤玉麟就是下场）抵制政治部的工作，导致很多单位光有政治部的架子却始终摸不到权力的门。有鉴于此，张作霖决定让出权柄更重的军委|主席职务于张汉卿。
这样，和张汉卿“交情”不大的老奉系军官可能对他所推出的这个决定不得不予以重视，也让自己好做。而且以他的能力、和在新派军官中无可争议的地位，控制军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这次事变中，张汉卿高超的政治手腕又一次得到施展：用比人情更重要的叛变来顺势在军中开展清洗，让人不敢反抗他的政工制度；借吴俊升之手使人民党以比较不“皿煮”的方式控制了国会，还让人说不得他。
但是张汉卿不同意他的“让贤”，反而开玩笑地说自己这个“官|二代”做得挺好，他可不想现在就站在第一线。父子俩开心的交谈更拉进了两人之间关于政治权力这个敏感的话题，尽管它曾令无数掌权者和接班人反目成仇、父子相残。
经过审慎的酝酿，张汉卿于11月1日正式颁布《人民军政治工作纲领》。也从这一天，张汉卿正式以人民军军委常务副主席、接班人的身份开始全面掌握老帅的军队，标志着新老两位奉军统领在军权上全面交接的完成。
《人民军政治工作纲领》规定，军队政工机关的首要任务，是“主持军队政治思想教育领导，建立精神武装”。换成张汉卿的话，就叫“建立统一的思想和坚定的信仰”。
他曾指斥人民党内：“…一般将领的脑子里，就很少有三皿煮义的思想和思想和三皿煮义的信仰的影子存在，有的无非是一些全身家、保妻子的观念，和争功诿过，升官发财的根性，…结果就是上不信下，下不信上，既不信战友，且不信自己，那还有什么团结一致可言”。
他说的当然是老奉系的“自然入党者”因为宪法规定人民党是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者，为了政治上符合这种要求，老奉系军官无论心内赞成与否，入党是一定的，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并不一入了党。
为此他提出：“今日人民党建军的统一思想，就是三皿煮义，建军的坚定信仰就是要信仰实行三皿煮义的领袖，我们惟有以主义来凝固全军的思想，那才是统一的思想，对领袖抱定其不移的信仰，那才是坚定的信仰。”
按照他的逻辑，信仰领袖就是信仰主义，而所谓“领袖”不是别人，正是张作霖和他自己，所以信仰张汉卿就是信仰三皿煮义。”
把信仰“三皿煮义”等同于对张作霖的忠诚也是没有办法，特殊时期，“造神运动”是必须的。否则，就无法有效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
基于这种歪理，政工人员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全军举行宣誓仪式，要求人人誓死效忠“主席”即张作霖。此项工作，后成为入伍军人的必经制度。
此外，政工人员还定期地在军中组织各种学习会、讨论会，并举办“政治大考总会试”。总之是用各种办法使官兵成为人民党理论的追随者。
《纲要》规定政工机关的第二项任务是“领导军队中的党组，考核官兵思想，防止投敌逃亡”。根据这项规定，政工人员在军队中迅速建立起人民党的小组、支部和委员会，并利用“优先提拔”、三皿煮义人生观、思想教育、忆苦思甜等手段动员官兵入党。
据有关资料推算，人民党在19261930年的“改造”老奉军期间共发展党员约50万人，其中60%是在同时期开展的整军运动中发展的军人党员。这些受过良好培训的官兵们在转业地方以后绝大部分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不断地输送着人民党的思想。
各级党组织是政工人员侦探军队思想动向的监听枢纽。为了体现这个部门的重要性和对军队的制约作用，若有人揭发长官吃空额，喝兵血，聚众赌博，殴打士兵等在条文禁止之列的，将会得到政工人员的支持。
“支部建在连上”的决定被证明是符合中国特色的非常合适的政工制度之一，通过对党支部、士兵委员会的控制，政治部的威信很快树立了起来。
《纲领》规定军队政工机关的第三项任务是“监察所属单位之人事经费，核实人员马匹”；第四项任务是“激发官兵战斗情绪”。为此政工人员开展了“人事公开，经济公开，赏罚公开，意见公开”的运动。
所谓人事公开和意见公开是为了增加透明度，广开言路吸引士兵关心部队建设，防止长官任用自己的心腹的现象，培养军中皿煮空气。
所谓“经济公开”和“赏罚公开”则是为了配合各项措施，改善军队福利，安定军心。
此外，政工人员还发动评比“战斗英雄”、“克难英雄”、“政战英雄”的活动，以名誉和物质奖励刺激部队的作战情绪。
为了让这支部队在国民心中享有很好的地位并得到人民的拥戴，且解决“为谁打仗”的问题，张汉卿积极探索并要求各级政治部树立人民军“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打仗”的宗旨。
他仿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作了一些浅显易懂的改动，变为《爱民十大纪律》要求全体官兵执行，其内容是：“宿营挖厕所；洗澡避女人；待人要和气；损坏要赔偿；买物不赊帐；借住民房先商量；临走扫地上门板；爱护庄稼树木；不拿一针一线；尊重民族传统。”
此后经过三年的努力，全部人民军基本上达到了张汉卿所说的“不但在形式上入党，在思想和行动上也要入党”的要求。
在后世评价这个《纲领》的作用时也由衷地认为：“对军队的福利、荣誉、纪律、以及战斗力的改善有显着贡献，至于因此形成‘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的光荣传统，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他和韩麟春、蒋百里、姜登选等人深刻地探讨了如何有效地掌握及约束部队的思想动态，认为目前部队扩张太快了，老奉系和人民军系没能够有机地融合，令出多头，各系降兵整改工作尚未能大张旗鼓动展开；一些官兵素质良莠不齐，山大王思想严重。
不把人民党、人民军内这些不和谐音符清除，迟早有一天还会出大事。最终达成一个结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亟待加强。
的确如此。当今世界，各国军事家普遍认为，战争是有形战力和无形战力的综合较量。
所谓有形战力，由武器装备和战场设施构成——依靠科技强军来实现；无形战力，由参战人员的思想、意志构成——依靠政治作战来实现。因此，政治作战历来在战争中，都有其特殊的位置，其地位与作用也十分重要。
长期以来，人民军依照张汉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物力、七分精神”的原则，一向重视政治作战，不仅将其作为平时的经常性工作，而且将其列为各项作战计划的重要内容。
例如在著名的“中卫改编”计划中就制定有专门的政治部，并设计了其在政令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在创建武汉军校时也将政治工作作为重要一环，逐渐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政工制度；在统一国家后也建立了独立的总政治部，并安排人民党内元老姜登选任总政治部主任，其职级与总参谋长平级等。
就是在各级党组织里设置政法委书记职务，明确地方党委对地方军队、武警的双重控制权等方法，都是对政工制度的一种摸索和实践。
这次兵变的一个教训就是军中主官的权限过大，政治部将如何限制理论上是自己上司的司令？根据政工制度，人民军调动制度，事关军队的调动，除非军事主官签发和政治部主任附署方才有效，而参谋部则根据两人的签字发出调令，事后仍需将调令交政治部存档。
而接收军令的单位也需有军事主官签署、政治部主任的副署才可以下达部队，否则这将是极大的政治错误，下属军队不但有权拒绝，还可当场以叛国罪直接把他们拉下马；就是在事后，也免不了上军事法庭的命运。
在这种严格的制度下，除非所有主官都一齐叛变，否则即使任何一环有问题，军队都不会乱。
如果政治部主官拒绝副署怎么办？召开党委会讨论！
在紧急状况下，以师级为例，师长、副师长、师政治部主任、师参谋长、师后勤部长是五位法定的党委委员，以多数表决的方式，决定最终结论。但这个结论是要承担政治后果的，将会在事后追究做这个紧急结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军队里展开政治工作本是一项很好的制度，到张汉卿穿越前为止，无论是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均极为重视政战制度的作用。像台湾军队的政战系统因其机构庞大、组织严密、任务明确、制度严格，素以“第四军种”著称即可见一般。
但是由于老奉军部队的许多旧式军官视军队为私物，唯恐大权旁落，无不极尽其能阻止少帅插手改变其军队，对张汉卿屡次提出的政治整编阳奉阴违。
张汉卿对人民军一系那是自成军之日起即牢牢控制在手心，但对张作霖用老了的老将们却无可奈何。张作霖面对少帅牢骚，虽然有心处置，但因为连年征战，国内国际对奉系形势大好，不敢在这当口激起兵变，影响大局，因此勉强维持这种不尴不尬的局面。
但是当这些军官威胁到张作霖的执政基础或者少帅的生命时，这是践踏了老帅张作霖的底线，绝对是容忍不得。因此当政变结束的第二天，张汉卿重谈旧事时，张作霖二话不说，即刻发布命令：以人民军为蓝本，所有奉系军队全面整编；所有不服从、消极对待的军官将被强制退役或调职！
有张作霖在，很多守旧的老奉系的将领们多年来一直间接（直接抵制的没有了，汤玉麟就是下场）抵制政治部的工作，导致很多单位光有政治部的架子却始终摸不到权力的门。有鉴于此，张作霖决定让出权柄更重的军委|主席职务于张汉卿。
这样，和张汉卿“交情”不大的老奉系军官可能对他所推出的这个决定不得不予以重视，也让自己好做。而且以他的能力、和在新派军官中无可争议的地位，控制军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这次事变中，张汉卿高超的政治手腕又一次得到施展：用比人情更重要的叛变来顺势在军中开展清洗，让人不敢反抗他的政工制度；借吴俊升之手使人民党以比较不“皿煮”的方式控制了国会，还让人说不得他。
但是张汉卿不同意他的“让贤”，反而开玩笑地说自己这个“官|二代”做得挺好，他可不想现在就站在第一线。父子俩开心的交谈更拉进了两人之间关于政治权力这个敏感的话题，尽管它曾令无数掌权者和接班人反目成仇、父子相残。
经过审慎的酝酿，张汉卿于11月1日正式颁布《人民军政治工作纲领》。也从这一天，张汉卿正式以人民军军委常务副主席、接班人的身份开始全面掌握老帅的军队，标志着新老两位奉军统领在军权上全面交接的完成。
《人民军政治工作纲领》规定，军队政工机关的首要任务，是“主持军队政治思想教育领导，建立精神武装”。换成张汉卿的话，就叫“建立统一的思想和坚定的信仰”。
他曾指斥人民党内：“…一般将领的脑子里，就很少有三皿煮义的思想和思想和三皿煮义的信仰的影子存在，有的无非是一些全身家、保妻子的观念，和争功诿过，升官发财的根性，…结果就是上不信下，下不信上，既不信战友，且不信自己，那还有什么团结一致可言”。
他说的当然是老奉系的“自然入党者”因为宪法规定人民党是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者，为了政治上符合这种要求，老奉系军官无论心内赞成与否，入党是一定的，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并不一入了党。
为此他提出：“今日人民党建军的统一思想，就是三皿煮义，建军的坚定信仰就是要信仰实行三皿煮义的领袖，我们惟有以主义来凝固全军的思想，那才是统一的思想，对领袖抱定其不移的信仰，那才是坚定的信仰。”
按照他的逻辑，信仰领袖就是信仰主义，而所谓“领袖”不是别人，正是张作霖和他自己，所以信仰张汉卿就是信仰三皿煮义。”
把信仰“三皿煮义”等同于对张作霖的忠诚也是没有办法，特殊时期，“造神运动”是必须的。否则，就无法有效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
基于这种歪理，政工人员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全军举行宣誓仪式，要求人人誓死效忠“主席”即张作霖。此项工作，后成为入伍军人的必经制度。
此外，政工人员还定期地在军中组织各种学习会、讨论会，并举办“政治大考总会试”。总之是用各种办法使官兵成为人民党理论的追随者。
《纲要》规定政工机关的第二项任务是“领导军队中的党组，考核官兵思想，防止投敌逃亡”。根据这项规定，政工人员在军队中迅速建立起人民党的小组、支部和委员会，并利用“优先提拔”、三皿煮义人生观、思想教育、忆苦思甜等手段动员官兵入党。
据有关资料推算，人民党在19261930年的“改造”老奉军期间共发展党员约50万人，其中60%是在同时期开展的整军运动中发展的军人党员。这些受过良好培训的官兵们在转业地方以后绝大部分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不断地输送着人民党的思想。
各级党组织是政工人员侦探军队思想动向的监听枢纽。为了体现这个部门的重要性和对军队的制约作用，若有人揭发长官吃空额，喝兵血，聚众赌博，殴打士兵等在条文禁止之列的，将会得到政工人员的支持。
“支部建在连上”的决定被证明是符合中国特色的非常合适的政工制度之一，通过对党支部、士兵委员会的控制，政治部的威信很快树立了起来。
《纲领》规定军队政工机关的第三项任务是“监察所属单位之人事经费，核实人员马匹”；第四项任务是“激发官兵战斗情绪”。为此政工人员开展了“人事公开，经济公开，赏罚公开，意见公开”的运动。
所谓人事公开和意见公开是为了增加透明度，广开言路吸引士兵关心部队建设，防止长官任用自己的心腹的现象，培养军中皿煮空气。
所谓“经济公开”和“赏罚公开”则是为了配合各项措施，改善军队福利，安定军心。
此外，政工人员还发动评比“战斗英雄”、“克难英雄”、“政战英雄”的活动，以名誉和物质奖励刺激部队的作战情绪。
为了让这支部队在国民心中享有很好的地位并得到人民的拥戴，且解决“为谁打仗”的问题，张汉卿积极探索并要求各级政治部树立人民军“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打仗”的宗旨。
他仿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作了一些浅显易懂的改动，变为《爱民十大纪律》要求全体官兵执行，其内容是：“宿营挖厕所；洗澡避女人；待人要和气；损坏要赔偿；买物不赊帐；借住民房先商量；临走扫地上门板；爱护庄稼树木；不拿一针一线；尊重民族传统。”
此后经过三年的努力，全部人民军基本上达到了张汉卿所说的“不但在形式上入党，在思想和行动上也要入党”的要求。
在后世评价这个《纲领》的作用时也由衷地认为：“对军队的福利、荣誉、纪律、以及战斗力的改善有显着贡献，至于因此形成‘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的光荣传统，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