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歇息了一阵，自觉精力重新充沛起来，便又鼓足干劲，重新跃足马背。他不安分地用他的弹性触碰于一凡的身子：“夹着尾巴做人？嗯？”
于一凡虽然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雌儿了，但对他的武力值还是很惧怕的。她无助地扭动身体，意图逃脱他的上下夹攻，可是在张汉卿昂扬斗志下，她又能挣扎多久？片刻时间便宣告城池失守。张汉卿一面大动，一面按住她不安分的手腕：“是不是这样，在我需要的时候配合我，然后再时不时给我添点堵？”
于一凡“噗通”一笑，这种时刻他也能联想到政治上来，真不一般。不过他用动作的表达意思和她的想法倒真的贴切呢。聪明的人儿，一点即透啊。
她把头紧紧地贴在他的脸旁，温柔地说：“我们夫唱妇随，报纸也这么办。只要你做得不过分，我的报纸是不会让你难堪的。但是你若真的做不好，我一样也要用报纸骂你！”
张汉卿嘿嘿一笑，边大动边说：“正要你好好监督我，不然我会无法无天的。”
抵死的绵缠让两个人不但身体，而且心灵上也融合在一起。
说干就干，是年轻人朝气蓬勃的一面，不单单指床上。两人探讨良久，除了关于身体的奥秘，还有事业。第二天一早，满面春风的于一凡就开始正式筹备她的报业大计去了。
首先是命名，已经决定了，“中华报业集团”为开创的总公司名称，旗下先办一份日报、一份周刊。
日报的名称是《时代快报》，这是于一凡的创意。正刊以记载时事为主、政治评论为辅，副刊以贴近民生为主。通篇以针砭时弊为基调，既给政|府以压力，但又不触及人民党执政底线。
当然，需要时不时的用轰动的内参来表现人民党对国家的贡献。即大方向上基调与《人民党报》相近，但又会有别于后者的类似于歌功颂德式的官样文章。
政论周刊叫《瞭望》，视野已放眼全球。名字很大气，不用说，一定是张汉卿起的。它主要是回顾过去一周世界范围内的大事及其与中国的影响，也透过它，阐述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看法。
这需要有内线。不过没有问题，于一凡一定会搞到最新最适合的第一手消息的，张汉卿就是她最大的内线。
为了增加影响力，于一凡请出了养病的孙烈臣为名誉社长，业界最出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为它的副刊总编辑，至于总编辑一职，她竟然请到了当时最具声望的报人张季鸾，不知她是怎么做到的。
有孙烈臣坐镇当名誉社长，中华报业集团在各地都吃得开。有些知道背景的，老老实实改正改善；有个别不开窍的，想惯常的用行政的力量来压制的，碰壁后也知道陈布雷是人家的后台了。堂堂的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人民党政策研究室主任、少帅的高参和文胆，够臭屁了吧？
孙烈臣已经“淡出江湖”很久了，连张汉卿都不舍得劳累他。这位本该在去年就因病离世的奉系元老，在张汉卿的倍加关照下，竟然很幸运地走过这道鬼门关。因为只挂了军委副主席的“虚职”，他每天只是看看内参，顶多在十分重大的场合露露脸而已，所以将养的还不错。
于一凡因为经常看望他，一老一少祖孙俩关系好得很，后来突然有一天，孙烈臣动起了认她为义女的主意。张作相还和他开玩笑：于一凡的姑姑于凤至是自己的义女，这样一来，孙烈臣不是要比自己跌了一辈？
孙烈臣豁达地笑说那就各亲各叫，最终于一凡成功地升辈。
这种意味，她和张汉卿都清楚，那是为自己和少帅的结合铺路，以最大程度地削弱姑侄同嫁的不利影响呢！这份感情，不知何以报答。
孙伏园在去年十月的一天因已被他编入《晨报副刊》的鲁迅诗稿《我的失恋》被代总编刘勉己抽去而反目，然后于一凡趁虚而入挖了墙角。否则过不了多久，他就要被邵飘萍挖去《京报副刊》了。由此而见，这小妮子是预谋已久呢。
副刊的活力在于相对于报纸的独立性，因为主要委托外面人编的，如作家和学者之类的，民国在北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都是常客。他们只负责稿子，不负责营销，老板也是把它们当门面来考量，不考虑这个版具体的读者量问题。
在后世则是摊平了，副刊是报社内部编，基本上已经没有独立性了，这样就造成了副刊内容的下降，无怪乎后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大陆报纸的副刊在上世纪（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没有多少出色的”，其中有“从报纸的总编辑到具体的副刊编辑本身的问题。”
本来孙伏园并不认同于一凡这样一个年轻漂亮得不像话的女孩子办报纸的构想，但当知道于一凡的身份并得到她“绝不会使报纸受到行政的干扰、绝不会干涉他的日常运作”的保证后，他即欣然应命。
报纸本来就有监督政|府的社会责任，民国起多少报纸被关停过？有于一凡这个靠山，只要她始终如一，《时代快报》就一定能够办出特色，这是报人毕生的心愿。
而创立过北京《民立报》、做过《中华新报》总编辑的张季鸾因“善尽记者天职”先后被袁世凯、段祺瑞投入过监狱。当于一凡向他提出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聘请他时，以为找到知音，一拍即合。
若他知道这只是张汉卿稍微提前一年剽窃了他自己的创举，会不会跳起来骂娘？
不过那个时候的报人，还真的是有文化人的骨气，像上海报业大王、陈布雷的前东家、《申报》总编辑及报业大王史量才就曾说过“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
这一点尤为张汉卿欣赏。文人就应该有文人的骨气，国外法制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舆论监督，而中国的力度则远远不够。
试问，在后世的中国，确实有些有良心的报社能指出社会的不公，但又有哪个报刊敢于直面国家或行政权力的错误？中国的大小报刊只会在事后作马后炮，却做不到直斥其非。
他在一次私下会晤张季鸾时这样说：“与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荣的…”
有了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坐镇，软件方面基本搞定。至于硬件，更简单了：长安街上短时间内盖起一幢大楼，就是集团大厦，后来成为那个时代北京的地标之一；报业注册、刊号取得是新闻总署里指定一位处长亲自办理并把各种证件送到集团的…
众所周知，新闻总署的建制是归在文化|部下面的，文化|部与人民党宣传部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而首任文化|部长梁启超是出了名的“民权论”拥趸。他一直要“伸民权”，连他的外号都叫“自由斋主人”，可想而知对这个灌以自由的报社的态度。
当全国36个省，近300个较大城市几乎是同时传诵《时代快报》的文章时，它的影响力一下子就超过了几乎所有报刊，除了官方的《人民党报》和《新华日报》。
上到国家大事，小到民生杂事，无所不包。犀利的语言风格、独家的内幕消息、一针见血式的大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跟踪报道，使得《时代快报》很快响彻大江南北，风头无两。
小报刊比不上它的规模，大报刊没有它敢说。同样一件关于民生的不满，别家报纸报道了，官老爷们可能还推三阻四，搞不好还向报社投诉、压制；《时代快报》出面后不但要道歉，还要被追着问责、回复进展，这还怎么竞争？
短短半年时间时，《时代快报》已经正式成为新闻界的一个标杆。在国家三权分立渐进佳境时，有成为独立的第四极的趋势，于一凡为此而骄傲。
张汉卿也很欣慰，这个报纸也算是由他一手催成的。为了集权，他透过人民党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也为国家的未来定下基调。
但是按照“帕金森定律”，行政是个自我膨胀的怪物，缺乏有效约束，它会向不可抵制的方向滑去，只会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而其本身，又很难主动修复和作壮士断腕的决心。国会的力量是一个重要制约，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国会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存在，难接地气。
只有报纸，才是连接千家万户喜怒哀乐的桥梁，才是普通百姓透过薄薄的一张纸看到世界看到国家的最便捷的工具。为此，他还酝酿着立一个《新闻法》，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新闻从业者的人身自由和新闻自由，让记者、编辑接近真实，传出最需要传递的东西。
有无冕之王的存在，他们能够或者敢于仗义执言，让政|府、国会倾听底层百姓的声音，了解社会的诉求，从而制定适宜的政策，才是国家之福。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给了于一凡一个交待，这个她，何尝又不是作为祖国的“她”呢？?
于一凡虽然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雌儿了，但对他的武力值还是很惧怕的。她无助地扭动身体，意图逃脱他的上下夹攻，可是在张汉卿昂扬斗志下，她又能挣扎多久？片刻时间便宣告城池失守。张汉卿一面大动，一面按住她不安分的手腕：“是不是这样，在我需要的时候配合我，然后再时不时给我添点堵？”
于一凡“噗通”一笑，这种时刻他也能联想到政治上来，真不一般。不过他用动作的表达意思和她的想法倒真的贴切呢。聪明的人儿，一点即透啊。
她把头紧紧地贴在他的脸旁，温柔地说：“我们夫唱妇随，报纸也这么办。只要你做得不过分，我的报纸是不会让你难堪的。但是你若真的做不好，我一样也要用报纸骂你！”
张汉卿嘿嘿一笑，边大动边说：“正要你好好监督我，不然我会无法无天的。”
抵死的绵缠让两个人不但身体，而且心灵上也融合在一起。
说干就干，是年轻人朝气蓬勃的一面，不单单指床上。两人探讨良久，除了关于身体的奥秘，还有事业。第二天一早，满面春风的于一凡就开始正式筹备她的报业大计去了。
首先是命名，已经决定了，“中华报业集团”为开创的总公司名称，旗下先办一份日报、一份周刊。
日报的名称是《时代快报》，这是于一凡的创意。正刊以记载时事为主、政治评论为辅，副刊以贴近民生为主。通篇以针砭时弊为基调，既给政|府以压力，但又不触及人民党执政底线。
当然，需要时不时的用轰动的内参来表现人民党对国家的贡献。即大方向上基调与《人民党报》相近，但又会有别于后者的类似于歌功颂德式的官样文章。
政论周刊叫《瞭望》，视野已放眼全球。名字很大气，不用说，一定是张汉卿起的。它主要是回顾过去一周世界范围内的大事及其与中国的影响，也透过它，阐述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看法。
这需要有内线。不过没有问题，于一凡一定会搞到最新最适合的第一手消息的，张汉卿就是她最大的内线。
为了增加影响力，于一凡请出了养病的孙烈臣为名誉社长，业界最出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为它的副刊总编辑，至于总编辑一职，她竟然请到了当时最具声望的报人张季鸾，不知她是怎么做到的。
有孙烈臣坐镇当名誉社长，中华报业集团在各地都吃得开。有些知道背景的，老老实实改正改善；有个别不开窍的，想惯常的用行政的力量来压制的，碰壁后也知道陈布雷是人家的后台了。堂堂的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人民党政策研究室主任、少帅的高参和文胆，够臭屁了吧？
孙烈臣已经“淡出江湖”很久了，连张汉卿都不舍得劳累他。这位本该在去年就因病离世的奉系元老，在张汉卿的倍加关照下，竟然很幸运地走过这道鬼门关。因为只挂了军委副主席的“虚职”，他每天只是看看内参，顶多在十分重大的场合露露脸而已，所以将养的还不错。
于一凡因为经常看望他，一老一少祖孙俩关系好得很，后来突然有一天，孙烈臣动起了认她为义女的主意。张作相还和他开玩笑：于一凡的姑姑于凤至是自己的义女，这样一来，孙烈臣不是要比自己跌了一辈？
孙烈臣豁达地笑说那就各亲各叫，最终于一凡成功地升辈。
这种意味，她和张汉卿都清楚，那是为自己和少帅的结合铺路，以最大程度地削弱姑侄同嫁的不利影响呢！这份感情，不知何以报答。
孙伏园在去年十月的一天因已被他编入《晨报副刊》的鲁迅诗稿《我的失恋》被代总编刘勉己抽去而反目，然后于一凡趁虚而入挖了墙角。否则过不了多久，他就要被邵飘萍挖去《京报副刊》了。由此而见，这小妮子是预谋已久呢。
副刊的活力在于相对于报纸的独立性，因为主要委托外面人编的，如作家和学者之类的，民国在北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都是常客。他们只负责稿子，不负责营销，老板也是把它们当门面来考量，不考虑这个版具体的读者量问题。
在后世则是摊平了，副刊是报社内部编，基本上已经没有独立性了，这样就造成了副刊内容的下降，无怪乎后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大陆报纸的副刊在上世纪（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没有多少出色的”，其中有“从报纸的总编辑到具体的副刊编辑本身的问题。”
本来孙伏园并不认同于一凡这样一个年轻漂亮得不像话的女孩子办报纸的构想，但当知道于一凡的身份并得到她“绝不会使报纸受到行政的干扰、绝不会干涉他的日常运作”的保证后，他即欣然应命。
报纸本来就有监督政|府的社会责任，民国起多少报纸被关停过？有于一凡这个靠山，只要她始终如一，《时代快报》就一定能够办出特色，这是报人毕生的心愿。
而创立过北京《民立报》、做过《中华新报》总编辑的张季鸾因“善尽记者天职”先后被袁世凯、段祺瑞投入过监狱。当于一凡向他提出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聘请他时，以为找到知音，一拍即合。
若他知道这只是张汉卿稍微提前一年剽窃了他自己的创举，会不会跳起来骂娘？
不过那个时候的报人，还真的是有文化人的骨气，像上海报业大王、陈布雷的前东家、《申报》总编辑及报业大王史量才就曾说过“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
这一点尤为张汉卿欣赏。文人就应该有文人的骨气，国外法制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舆论监督，而中国的力度则远远不够。
试问，在后世的中国，确实有些有良心的报社能指出社会的不公，但又有哪个报刊敢于直面国家或行政权力的错误？中国的大小报刊只会在事后作马后炮，却做不到直斥其非。
他在一次私下会晤张季鸾时这样说：“与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荣的…”
有了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坐镇，软件方面基本搞定。至于硬件，更简单了：长安街上短时间内盖起一幢大楼，就是集团大厦，后来成为那个时代北京的地标之一；报业注册、刊号取得是新闻总署里指定一位处长亲自办理并把各种证件送到集团的…
众所周知，新闻总署的建制是归在文化|部下面的，文化|部与人民党宣传部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而首任文化|部长梁启超是出了名的“民权论”拥趸。他一直要“伸民权”，连他的外号都叫“自由斋主人”，可想而知对这个灌以自由的报社的态度。
当全国36个省，近300个较大城市几乎是同时传诵《时代快报》的文章时，它的影响力一下子就超过了几乎所有报刊，除了官方的《人民党报》和《新华日报》。
上到国家大事，小到民生杂事，无所不包。犀利的语言风格、独家的内幕消息、一针见血式的大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跟踪报道，使得《时代快报》很快响彻大江南北，风头无两。
小报刊比不上它的规模，大报刊没有它敢说。同样一件关于民生的不满，别家报纸报道了，官老爷们可能还推三阻四，搞不好还向报社投诉、压制；《时代快报》出面后不但要道歉，还要被追着问责、回复进展，这还怎么竞争？
短短半年时间时，《时代快报》已经正式成为新闻界的一个标杆。在国家三权分立渐进佳境时，有成为独立的第四极的趋势，于一凡为此而骄傲。
张汉卿也很欣慰，这个报纸也算是由他一手催成的。为了集权，他透过人民党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也为国家的未来定下基调。
但是按照“帕金森定律”，行政是个自我膨胀的怪物，缺乏有效约束，它会向不可抵制的方向滑去，只会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而其本身，又很难主动修复和作壮士断腕的决心。国会的力量是一个重要制约，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国会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存在，难接地气。
只有报纸，才是连接千家万户喜怒哀乐的桥梁，才是普通百姓透过薄薄的一张纸看到世界看到国家的最便捷的工具。为此，他还酝酿着立一个《新闻法》，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新闻从业者的人身自由和新闻自由，让记者、编辑接近真实，传出最需要传递的东西。
有无冕之王的存在，他们能够或者敢于仗义执言，让政|府、国会倾听底层百姓的声音，了解社会的诉求，从而制定适宜的政策，才是国家之福。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给了于一凡一个交待，这个她，何尝又不是作为祖国的“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