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段祺瑞恢复了张作霖的“名誉”，还饶上了关内三省，两个人还是最终撕下脸上的伪装。不过张作霖需要消化胜利的果实而暂时无暇以武力推翻段祺瑞，段祺瑞也因巴黎和会闹得个灰头灰脸低调了好久并需要时间来重聚人心，双方争斗的结果是无声的退却，最终没能开打。
只是从此之后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国会却成了国人谩骂的对象，不能忘却山东问题之耻的国民，开始用笔杆子来挑战他这位实权总理的权威。
1919年9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文章，仿照家谱形式，将当局十数位政要列进一个跨国的五代家世谱系，于嬉笑怒骂中充分显露了民众舆情不满和义愤情绪。戏称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为日本人的“私生子”，一时轰动全国。
所谓“安福系”，是因为去年初段祺瑞命亲信徐树铮、曾毓隽、王揖唐等在安福胡同建立安福俱乐部，靠这一派系的力量成立了新国会，因此这届国会也被称为“安福国会”或“安福政|府”。
安福政|府暗箱操纵推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实行亲日政策，以铁路、矿山、森林等权益换取日本巨额贷款以扩充军力，激起民愤。“巴黎和会”中英美诸国就因为这个把柄出让了中国在山东的利益从而导致了“五四运动”，运动爆发后《民国日报》就在这一背景下调侃了中枢诸大公。
这张署名“某君戏作”的家谱显示：把“日本人”放在最高位置“祖”上，影射日本是中国当局操控者，北洋政|府是日本的子孙附庸；
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为倚重的心腹，同时也是安福系的第一干将。他策划组建安福俱乐部，成立安福国会，手握实权抛头露面主持出卖大宗主权以换取日本支持，因此定为“本身”；
段祺瑞是安福政|府的幕后实际操纵者，所以为“父”；
大总统徐世昌的大位是安福国会操纵选出的，“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
倪嗣冲、曾毓隽是徐树铮的得力助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定位为“兄”与“弟”；
朱深、王揖唐、方枢忠心耿耿为徐树铮奔走呼号，定位为“子”；
龚心湛、张弧趋炎附势投靠安福系谋求升官发财，“恰合螟蛉子、干儿子也”；
刘恩格等人地位与职权在子之下，“皆有承家分产之望，名之以孙宜也”；
袁荣叟是投奔来的，地位在刘恩格等之下，被称为“继孙”。
这样一幅描绘安福系的“家谱图”，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其政治分野，挖苦讽刺令人叫绝。一时间《民国日报》销量大增，安国政|府诸君成为全国一大笑谈。
在古代辱骂皇帝是“十恶不赦”的严重侵害皇帝个人尊严的“大不敬”行为，不但自己掉脑袋，还要株连九族呢。段祺瑞、徐树铮等政要自然气急败坏甚至放出话来，说务必判处关闭《民国日报》，对邵力子、叶楚伧判处徒刑。
《民国日报》1916年1月于上海创刊，报馆设在租界河南路12号，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宣传刊物，筹办者陈其美，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其副刊《觉悟》是“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邵力子1882年出生于绍兴陶堰邵家溇，初名景奎，字仲辉，笔名力子，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叶楚伧1887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原名单叶、宗源，著名的南社诗人，政治活动家。
凭心而论，民国初期，包括中期，对于言论自由确是中国历朝历代所不能比拟。在“五四运动”之后，民众的觉悟空前提高，对中国皿煮进程来讲，是一件大好事且值得提倡。故而当这则消息被当作花絮传到张汉卿耳中，他敏感地觉得可以借此大做文章。
人民党组织了党内的笔杆子，集结了在奉的法学界泰斗们，连续在《奉天日报》发表文章，号称“依法治国十三论”，极大地声援了《民国日报》的行为，并把这一事件及其处理上升到治国的高度，羸得国内数百家媒体的共鸣。
张汉卿在论述中认为，撇开是非正错不论，允许民众骂街是政|府进步的象征，民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只要不是诽谤，政|府应该谦虚地倾听民众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不明真相的民众或片面的说法，不应该动辄得咎，而是引导和劝诱。因为随着大政|府时代的来临，原本三权分立的行政权越来越膨胀，而立法权在国内尚属泊来品，缺少一定的民间基础，完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就是民众的喉舌，就是声音，就是民意，是百姓监督政|府的重要形式。
在他看来，总统是人，记者是人，普通的百姓也是人，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都有权利对国家的发展、行为、政策和战略提出自己的见解。美国之所以被认为是皿煮的象征，就是美国人可以随骂总统。后来有句笑话说：“中国人认为骂美国是爱国，美国人也认为骂美国是爱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人民终于找到了共识。”
美国人总统，报纸可以骂，国会可以骂，甚至上届总统也可以出来骂，非骂得你体无完肤不可。当然这种骂不是泼妇骂街，而是对其言行的抨击。当然总统也要表现出豁达的态度，要笑迎唾沫，以理服人，这是一种文化。
中国古代就有这种文化，但主要是以官员的内省行为作为修身养性的一部分。《旧唐书》中有写到武则天时的宰相娄师德的弟弟被朝廷派去守代州，在上任前向他辞行，他教导他的弟弟遇事要忍耐。他弟弟说：“有人把痰吐在我脸上，我自己把它擦干就是了。”娄师德说：“还不行，你自己把它弄干净，是想躲避别人的怒气，应该让它自己干了，才算能忍耐。”
难道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道德观、法制观还不如古人吗？一个政治人物，如果没有接受不同意见的涵养，很难相信他能有一颗公心来服务国家和社会。也许这种调侃不合时宜，但是毕竟在某种程度上给政|府以约束，将对中国未来的司法公正与独|立奠定牢固的基础和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构能否代表了中立的第三方，独|立地作出对公民与政|府单位纠纷的裁决，是司法独|立的真正体现。而作为强势的政|府单位，是否真正尊重司法独|立，体现在能否降下身段，像普通民众一样坦然坐上被告席或原告席，接受司法机构的质询。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日报》大总统诽谤案有指标性的意义。
张汉卿的话犹如一阵春风让国内无论是新闻界还是法学界都感到愉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怎么能够归纳出如此高度而又如此明理的对媒体界的正面态度？他们对这位东北少帅的见识和学识刮目相看。
只是从此之后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国会却成了国人谩骂的对象，不能忘却山东问题之耻的国民，开始用笔杆子来挑战他这位实权总理的权威。
1919年9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文章，仿照家谱形式，将当局十数位政要列进一个跨国的五代家世谱系，于嬉笑怒骂中充分显露了民众舆情不满和义愤情绪。戏称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为日本人的“私生子”，一时轰动全国。
所谓“安福系”，是因为去年初段祺瑞命亲信徐树铮、曾毓隽、王揖唐等在安福胡同建立安福俱乐部，靠这一派系的力量成立了新国会，因此这届国会也被称为“安福国会”或“安福政|府”。
安福政|府暗箱操纵推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实行亲日政策，以铁路、矿山、森林等权益换取日本巨额贷款以扩充军力，激起民愤。“巴黎和会”中英美诸国就因为这个把柄出让了中国在山东的利益从而导致了“五四运动”，运动爆发后《民国日报》就在这一背景下调侃了中枢诸大公。
这张署名“某君戏作”的家谱显示：把“日本人”放在最高位置“祖”上，影射日本是中国当局操控者，北洋政|府是日本的子孙附庸；
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为倚重的心腹，同时也是安福系的第一干将。他策划组建安福俱乐部，成立安福国会，手握实权抛头露面主持出卖大宗主权以换取日本支持，因此定为“本身”；
段祺瑞是安福政|府的幕后实际操纵者，所以为“父”；
大总统徐世昌的大位是安福国会操纵选出的，“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
倪嗣冲、曾毓隽是徐树铮的得力助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定位为“兄”与“弟”；
朱深、王揖唐、方枢忠心耿耿为徐树铮奔走呼号，定位为“子”；
龚心湛、张弧趋炎附势投靠安福系谋求升官发财，“恰合螟蛉子、干儿子也”；
刘恩格等人地位与职权在子之下，“皆有承家分产之望，名之以孙宜也”；
袁荣叟是投奔来的，地位在刘恩格等之下，被称为“继孙”。
这样一幅描绘安福系的“家谱图”，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其政治分野，挖苦讽刺令人叫绝。一时间《民国日报》销量大增，安国政|府诸君成为全国一大笑谈。
在古代辱骂皇帝是“十恶不赦”的严重侵害皇帝个人尊严的“大不敬”行为，不但自己掉脑袋，还要株连九族呢。段祺瑞、徐树铮等政要自然气急败坏甚至放出话来，说务必判处关闭《民国日报》，对邵力子、叶楚伧判处徒刑。
《民国日报》1916年1月于上海创刊，报馆设在租界河南路12号，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宣传刊物，筹办者陈其美，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其副刊《觉悟》是“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邵力子1882年出生于绍兴陶堰邵家溇，初名景奎，字仲辉，笔名力子，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叶楚伧1887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原名单叶、宗源，著名的南社诗人，政治活动家。
凭心而论，民国初期，包括中期，对于言论自由确是中国历朝历代所不能比拟。在“五四运动”之后，民众的觉悟空前提高，对中国皿煮进程来讲，是一件大好事且值得提倡。故而当这则消息被当作花絮传到张汉卿耳中，他敏感地觉得可以借此大做文章。
人民党组织了党内的笔杆子，集结了在奉的法学界泰斗们，连续在《奉天日报》发表文章，号称“依法治国十三论”，极大地声援了《民国日报》的行为，并把这一事件及其处理上升到治国的高度，羸得国内数百家媒体的共鸣。
张汉卿在论述中认为，撇开是非正错不论，允许民众骂街是政|府进步的象征，民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只要不是诽谤，政|府应该谦虚地倾听民众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不明真相的民众或片面的说法，不应该动辄得咎，而是引导和劝诱。因为随着大政|府时代的来临，原本三权分立的行政权越来越膨胀，而立法权在国内尚属泊来品，缺少一定的民间基础，完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就是民众的喉舌，就是声音，就是民意，是百姓监督政|府的重要形式。
在他看来，总统是人，记者是人，普通的百姓也是人，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都有权利对国家的发展、行为、政策和战略提出自己的见解。美国之所以被认为是皿煮的象征，就是美国人可以随骂总统。后来有句笑话说：“中国人认为骂美国是爱国，美国人也认为骂美国是爱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人民终于找到了共识。”
美国人总统，报纸可以骂，国会可以骂，甚至上届总统也可以出来骂，非骂得你体无完肤不可。当然这种骂不是泼妇骂街，而是对其言行的抨击。当然总统也要表现出豁达的态度，要笑迎唾沫，以理服人，这是一种文化。
中国古代就有这种文化，但主要是以官员的内省行为作为修身养性的一部分。《旧唐书》中有写到武则天时的宰相娄师德的弟弟被朝廷派去守代州，在上任前向他辞行，他教导他的弟弟遇事要忍耐。他弟弟说：“有人把痰吐在我脸上，我自己把它擦干就是了。”娄师德说：“还不行，你自己把它弄干净，是想躲避别人的怒气，应该让它自己干了，才算能忍耐。”
难道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道德观、法制观还不如古人吗？一个政治人物，如果没有接受不同意见的涵养，很难相信他能有一颗公心来服务国家和社会。也许这种调侃不合时宜，但是毕竟在某种程度上给政|府以约束，将对中国未来的司法公正与独|立奠定牢固的基础和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构能否代表了中立的第三方，独|立地作出对公民与政|府单位纠纷的裁决，是司法独|立的真正体现。而作为强势的政|府单位，是否真正尊重司法独|立，体现在能否降下身段，像普通民众一样坦然坐上被告席或原告席，接受司法机构的质询。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日报》大总统诽谤案有指标性的意义。
张汉卿的话犹如一阵春风让国内无论是新闻界还是法学界都感到愉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怎么能够归纳出如此高度而又如此明理的对媒体界的正面态度？他们对这位东北少帅的见识和学识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