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的信心有些感染了焦头烂额中的张作霖，他对张汉卿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很欣赏的。这个小六子，不知什么时候，身边团结了很多能人，之前想都想不到。他的鬼点子也很多，经常出人意料，不知道这让自己头昏脑涨的金融市场，他有什么办法没有？他充满期待，尽管张作霖不太相信张汉卿有这个能力毕竟是另一个行业，不是他的权势可以轻易扭转。
张汉卿还真的有办法，他就是为此而来的。金融秩序不好，会极大地影响土改的成果，也会让老爸的称雄之路变得漫长而曲折。
当张汉卿慢慢解释当前金融紊乱的原因时，张作霖和一干财政要员的心也随着张汉卿的话渐渐淡定了。当他提出三个方针后，各人都在思索，原本各有主见的精英大会，难得地竟然冷场了。
当然不乏有人大摇其头：这三条好是好，但等于没说。事情难就难在这些地方啊！
“那些商人要真能够不兑现奉小洋，就没有今天这档子事，汉卿说了等于没说嘛！”
“换新钱是换汤不换药，若是这就能平息挤兑，老百姓也太好糊弄了！”
“没有真金白银，谁去用你的新钱，擦屁股还嫌硌得慌呢。”
下面乱乱糟糟，有些素来对少帅不感冒者乘机发难，现场秩序一片大乱。
张汉卿微微一笑，没办法，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自己现在实力还没到能够镇住这些老将的地步，回敬是最不明智的也是最没意思的，只有施展本领，让他们心服口服，才是最好的用人之道。不然，就凭这身份，想让别人敬若神明，那没有天理，是鬼，不是人。
他对着张作霖说：“大帅，专业领域的事，还是交由专业人员来处理。大帅手下的叔伯们打仗有一手，于金融方面的事还是比较陌生。学良建议，我们成立一个财政委员会，召集经济、金融、财政界的高手专注于解决这次危机，也减少人云亦云的无用口水。”
在公开场合，他是称呼父亲的官职的，显示这是公事而非私情。提出这一看法，乃是因为与会的多是奉天的军政要员，特别是二十七师中的骨干占了很大部分。军警分离之后也要军政分离才好，一是减少军官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二也确实是闲杂人等太多了。
老张对儿子的一些办法还是很赞成的，比如说实行委员会制。这样一是可以限定相关专业人员、人尽其用，而不是人为地制造噪音；二是委员会并不会冲击各政|府行政机构的原始职责，平时只是由各相关部门调人挂个牌子，但需要时可以架空一些职能部门，张汉卿的“土改委员会”就涵盖了农业、水利、司法、民政数个部门，但掌权的只是张汉卿的一套班子；三是与会人员的资格由他来指定，可以最大限度地集权；四是参与人员少，机密保守的可能性就越大。深谙用人之道的老张对儿子的创意非常赞同。
经过权衡，张作霖果断地留下了一批“相关”人员：王永江，他是警察厅长、暴力机关的负责人；王瑞之，他是奉天高等审判厅推事（相当于主审法庭的法官）；王树翰，财政厅长；刘尚清，东三省官银号总办；杨宇霆，督军署总参议（相当于秘书长），以及张汉卿和自己。这七个人组成奉天财经委员会，在张汉卿的建议下，财经界的泰斗刘尚清任主席。
张作霖第一次在自己出席的会议上坐了陪席，这在他从政生涯中是第一次，觉得奇妙得很。能够在一些很重大的事件上听众专业人员的指挥，他觉得自己领悟到了“无为而治”的精髓，在张汉卿的建议下，他在其后的很多事情上都能做到放权，从而有更多的精力从事他最为擅长的领域，比如政治与军事。
这个委员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皿煮集中制的实践，之所以张汉卿担任主席的“土改委员会”不能算作，就是因为张汉卿是主席，且大小事情都是由张汉卿最手拍板。
财经委员会不同，按照张汉卿的设想，大家就某一重要议题发表见解，实在争议不下可以投票表决，过半者胜。他私下已与张作霖达成一致：在具体的行政事务上，张作霖也只要普通一票而已，除非重大议题，张作霖将无可置疑地拥有否决权。这个办法还在构思中。
当然，各经济领域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列席会议，因为是即时宣布的，所有“无关紧要”的人员也没有要求离开，只是坐在观众席上“观摩”。当然随后也有在其中发言的，这“委员”的权力被剥夺了部分，只是被任命的委员们大都没意识到而已。随着未来一个个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之后，它的威力才渐渐被大家所认可。现在，只是启蒙与尝试。
推辞许久才做了“头把交椅”的刘尚清显然不习惯力压张大帅的待遇，他坐在凳上如坐针毡，习惯性地朝张作霖望去：“大帅，我们开始讨论？”
张作霖也习惯地拍下桌子：“好。”
张汉卿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难道后世这皿煮集中制在奉天水土不服？明显地皿煮只是幌子，集中才是真理！”他忍不住在心里苦笑：“皿煮的道路在中国，任重而道远啊。”
与会人员先肯定张汉卿提出的要点总结，且先由张汉卿继续陈词：
“当前奉天小洋票不是没有市场，我们也没有滥发纸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有人在搞怪。只要解决了目前的危机，发行新的货币取代小洋票完全没有问题。
保证新货币的信心很容易，只要我们保证新钞的价值保持不变，那自然也就没必要再兑换现洋了。这个手段就是保证不滥发纸币，货币的发行量要与准备金严格挂钩，否则任你吹得天花乱坠，老百姓还是不买账。为此应成立一个金融厅专门负责银行的货币发行与发放，并定期了解银行业的经营状况，避免类似事情屡屡发生。”
这一点王永江、刘尚清非常赞成，财政厅长王树翰也是极为欣慰：若真能做到这样，自己也少一些心思为筹集预算外的款项时刻担着滥发货币的风险，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在民国史上的中国发生得会更多，如果张汉卿不穿越的话。
张汉卿还真的有办法，他就是为此而来的。金融秩序不好，会极大地影响土改的成果，也会让老爸的称雄之路变得漫长而曲折。
当张汉卿慢慢解释当前金融紊乱的原因时，张作霖和一干财政要员的心也随着张汉卿的话渐渐淡定了。当他提出三个方针后，各人都在思索，原本各有主见的精英大会，难得地竟然冷场了。
当然不乏有人大摇其头：这三条好是好，但等于没说。事情难就难在这些地方啊！
“那些商人要真能够不兑现奉小洋，就没有今天这档子事，汉卿说了等于没说嘛！”
“换新钱是换汤不换药，若是这就能平息挤兑，老百姓也太好糊弄了！”
“没有真金白银，谁去用你的新钱，擦屁股还嫌硌得慌呢。”
下面乱乱糟糟，有些素来对少帅不感冒者乘机发难，现场秩序一片大乱。
张汉卿微微一笑，没办法，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自己现在实力还没到能够镇住这些老将的地步，回敬是最不明智的也是最没意思的，只有施展本领，让他们心服口服，才是最好的用人之道。不然，就凭这身份，想让别人敬若神明，那没有天理，是鬼，不是人。
他对着张作霖说：“大帅，专业领域的事，还是交由专业人员来处理。大帅手下的叔伯们打仗有一手，于金融方面的事还是比较陌生。学良建议，我们成立一个财政委员会，召集经济、金融、财政界的高手专注于解决这次危机，也减少人云亦云的无用口水。”
在公开场合，他是称呼父亲的官职的，显示这是公事而非私情。提出这一看法，乃是因为与会的多是奉天的军政要员，特别是二十七师中的骨干占了很大部分。军警分离之后也要军政分离才好，一是减少军官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二也确实是闲杂人等太多了。
老张对儿子的一些办法还是很赞成的，比如说实行委员会制。这样一是可以限定相关专业人员、人尽其用，而不是人为地制造噪音；二是委员会并不会冲击各政|府行政机构的原始职责，平时只是由各相关部门调人挂个牌子，但需要时可以架空一些职能部门，张汉卿的“土改委员会”就涵盖了农业、水利、司法、民政数个部门，但掌权的只是张汉卿的一套班子；三是与会人员的资格由他来指定，可以最大限度地集权；四是参与人员少，机密保守的可能性就越大。深谙用人之道的老张对儿子的创意非常赞同。
经过权衡，张作霖果断地留下了一批“相关”人员：王永江，他是警察厅长、暴力机关的负责人；王瑞之，他是奉天高等审判厅推事（相当于主审法庭的法官）；王树翰，财政厅长；刘尚清，东三省官银号总办；杨宇霆，督军署总参议（相当于秘书长），以及张汉卿和自己。这七个人组成奉天财经委员会，在张汉卿的建议下，财经界的泰斗刘尚清任主席。
张作霖第一次在自己出席的会议上坐了陪席，这在他从政生涯中是第一次，觉得奇妙得很。能够在一些很重大的事件上听众专业人员的指挥，他觉得自己领悟到了“无为而治”的精髓，在张汉卿的建议下，他在其后的很多事情上都能做到放权，从而有更多的精力从事他最为擅长的领域，比如政治与军事。
这个委员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皿煮集中制的实践，之所以张汉卿担任主席的“土改委员会”不能算作，就是因为张汉卿是主席，且大小事情都是由张汉卿最手拍板。
财经委员会不同，按照张汉卿的设想，大家就某一重要议题发表见解，实在争议不下可以投票表决，过半者胜。他私下已与张作霖达成一致：在具体的行政事务上，张作霖也只要普通一票而已，除非重大议题，张作霖将无可置疑地拥有否决权。这个办法还在构思中。
当然，各经济领域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列席会议，因为是即时宣布的，所有“无关紧要”的人员也没有要求离开，只是坐在观众席上“观摩”。当然随后也有在其中发言的，这“委员”的权力被剥夺了部分，只是被任命的委员们大都没意识到而已。随着未来一个个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之后，它的威力才渐渐被大家所认可。现在，只是启蒙与尝试。
推辞许久才做了“头把交椅”的刘尚清显然不习惯力压张大帅的待遇，他坐在凳上如坐针毡，习惯性地朝张作霖望去：“大帅，我们开始讨论？”
张作霖也习惯地拍下桌子：“好。”
张汉卿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难道后世这皿煮集中制在奉天水土不服？明显地皿煮只是幌子，集中才是真理！”他忍不住在心里苦笑：“皿煮的道路在中国，任重而道远啊。”
与会人员先肯定张汉卿提出的要点总结，且先由张汉卿继续陈词：
“当前奉天小洋票不是没有市场，我们也没有滥发纸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有人在搞怪。只要解决了目前的危机，发行新的货币取代小洋票完全没有问题。
保证新货币的信心很容易，只要我们保证新钞的价值保持不变，那自然也就没必要再兑换现洋了。这个手段就是保证不滥发纸币，货币的发行量要与准备金严格挂钩，否则任你吹得天花乱坠，老百姓还是不买账。为此应成立一个金融厅专门负责银行的货币发行与发放，并定期了解银行业的经营状况，避免类似事情屡屡发生。”
这一点王永江、刘尚清非常赞成，财政厅长王树翰也是极为欣慰：若真能做到这样，自己也少一些心思为筹集预算外的款项时刻担着滥发货币的风险，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在民国史上的中国发生得会更多，如果张汉卿不穿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