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回，高崎在派出所待了一晚上。
他和肇欣桐，无冤无仇，平时说话也挺好的，没想到这小子会干这种事情。
本来，告他也就告他了，人家为了公家的利益，也没什么。
可这小子做的也是一绝。知道高崎被派出所弄去，到晚上都没放回来，他竟然主动装好人，跑到派出所去给高崎送饭，还把高崎给好一个感动！
前脚告发高崎，后脚再跑来给他送饭装好人，这人心险恶到了什么地步？
那时候高崎在唐城还不出名，附近国企工人偷东西卖成风，派出所正愁逮不着典型，高崎送上门来，就准备拿他当典型了。
审他一晚上，高崎也感觉出不对味来了，就给他在刑警队的同学打电话，这才把这事儿给平了。
所长不认识高崎，帮忙的那几个协警可认识他。他第二天出来的时候，就有个协警偷偷告诉他，给他送饭的，正是告发他的那个人。
高崎出来，当然轻饶不了肇欣桐，吓得这小子一个劲给他磕头。冲在同在一个车间工作的份上，高崎才没跟他计较。
时代变了，人心也变得复杂而险恶。
肇欣桐这样的人，反而可以吃得开。
后来，他靠着巴结刘群生，一直做到一车间的主任。
分厂这些工人里面，绝对不会只有一个肇欣桐。所以，高崎对这些工人，除了知根知底的，没有什么好的感觉。
纯粹为了工人，他才懒得管这些闲事。
有了高崎为他要回来的八万块钱，又从那些分厂干部那里，要回了两万多，手里有了这十万块钱，孙继超算是有了底气。
他接手财务的时候，分厂账上，除了用来维持周转的六万块钱，其余就都是账。
这些陈年老账，别说高崎，连岳帆看了都摇头。有些欠账的单位已经没了，有些已经换了主人，都是些死账，根本没法要。
一个偌大的企业，仅仅靠着六万块钱在运转，也不能不说，刘群生还真是高手。只是每月为工人开工资，也得需要七八万块钱。他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孙继超百思不得其解。
分厂会计告诉他，每月快到发工资的时候，会计做好工资表给他，他就会出去，说是去找其他单位要钱。发工资那天，他拿回来的钱，基本就是正好够发工资的。
市场经济时代，旧的财务制度，已经完全无法适应新形势。刘群生手握分厂大权，这小子又聪明，他暗地里搞了些什么，连会计都没有办法弄明白。
刘群生手里，肯定还有其他不走财务这道关口的手段，就是人们常说的小金库。
这种小金库，不动用法律和专业侦查手段，指望孙继超这些人，是无从发现的。
可动用法律手段，就需要证据。他没有证据。而且，总厂在与他签订合同的时候，就曾经暗示过他，过去的事情，最好一笔勾销。要不然，这个承包合同，恐怕也无法执行。
孙继超也不打算追究下去，有这十几万块钱，勉强凑合了。
接着，他就找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谈话，先对他们解释，他的这个承包，和其他分厂承包是不一样的。
其他房分厂虽然叫承包，可干部还是要通过总厂来任命，还是要靠关系网。
他这里不一样，是由他直接任命，跟总厂没有任何关系。
他用的，是真正为工厂着想，有相当业务能力的干部。
所以，他们这些干部，恐怕大多数人，以后就不是干部了。
“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最后，孙继超就对他们说，“去想办法活动上级，调离模具分厂。调不走的，我只能按工人对待。有工作能力的，我尽量安排。没工作能力的，就只能在家待岗。待岗期间，没有工资。分厂现在困难，也无法给你们缴纳养老保险。”
唐城量具的干部，都是分帮划派的。一个干部上去了，就带动他周围许多和他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人一起上去。这人走的越高，他的亲信就越多，最终在工厂里形成一派。
刘群生上去，靠的是总厂一个副总，他也就算副总那一派。而他领导的分厂，包括下面任用的大多数干部，也都是这一派。
这些他任命的小干部，手下就又形成各自的关系网。哪天刘群生上去，这些小干部和手下的关系网，就会扩散到整个唐城量具，形成新的派系。
整个唐城量具的干部体系，就是靠着这样关系套关系形成的，不太讲究工作能力，只讲究你根上出自何处，是谁的人，是不是和他一帮。
如此上来的干部，也多是靠着不正当手段，按帮派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牵一发而动全局。
所以，刘群生也算树大根深，不是他自己犯浑，搞出薛雪自杀这么大一个事件，他的地位，是轻易不会被撼动的。
孙继超不肯向刘群生靠拢，能耐再大，也上不去。要不是他有超强的指挥调动能力，把分厂最主要盈利的三车间，生产工作安排地井井有条，离开他别人玩不转，估计调度也早就给撤了。
生产模具，不像批量生产同一工件那么简单。所有的工件都是单独的，很少重复，交货期也都不一样。
这就对生产调度指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好的头脑和巧妙安排工件生产的能力，不是对这个行业十分精熟，是做不成调度的。
这个又要牵扯太多的专业知识，讲解起来过于复杂。咱们不是写专业书籍，也就不多说了。
总之，他是分厂里少有的，凭着自己本事上来的干部，却永远只能干调度这个车间里的小干部，再无法前进一步。
所以，孙继超对厂内这种拉帮结派深恶痛绝。他掌握了权力，当然不会再用这些不是靠自身本事上来的干部。
现在的孙继超，是分厂自己成立的职工委员会推选出来，挑头承包模具分厂的，他在工人当中的威信很高。他决定的事情，就是职工委员会的决定。
这个职工委员会，是按照孙继超心里那个早就存在的设想，很早在和刘群生做斗争的时候，就偷偷成立的。它包括了车间许多的生产骨干，还有退休的工人。
现在，在刘群生倒台的情况下，又公开进行了一次改选，上来了更多的职工骨干。
所以，孙继超的这个决定，就是多数工人骨干的决定，这些分厂原来的干部，反对也没有多少用处。
干部能上不能下，这是唐城量具遵循了多年的规矩。孙继超不遵循这个规矩，在干部们看来，就是不按套路出牌。这一下，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就犹如捅了马蜂窝。
你凭什么承包模具分厂？你能承包我们也能。你会告状我们就不会了？我们也去告状！
折腾半天，也只是表面文章，嘴上强硬。暗地里，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各找各娘，设法调走。
有和副总原本就有联系，直接去找副总的，也有去找刘群生的。
刘群生虽然不干分厂厂长了，关系网还在，还能为他们出一把力气。
最终，大多数干部各逞所能，如愿调离了模具分厂。
清理了干部队伍，孙继超就按照自己的设想，提名各车间干部，交职工委员会讨论。
基本上，都是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路子，一个有多年车间工作经验，在工人当中有一定威信的工人，加一个文化高，懂技术的技术人员，来形成干部队伍。目前活比较多的三车间，则多配备一个对车间生产调度有经验的工人。
干部队伍形成了，然后再由这些干部领着，安排任命基层的组长，理顺各小组的人员关系。
原来的小组长们，好多也并不是凭着本事上去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班组里分活不公，对小组成员索要回扣这类事情，经常发生。
这一回，孙继超让各班组自己选自己信得过的组长，好多小组长就被选下来，换了别人来干。
大家在开展这个工作的时候，孙继超就得考虑，怎么才能从外面弄活来这个问题了。
你内部搞得再好，大家没有活干，还是挣不出工资来。
过去的时候，对外经营这个事情，是攥在刘群生一个人手里的。也就是说，模具分厂所有的客户，都是刘群生的。
这也是刘群生控制分厂，为自己谋私利的一个手段。
别人接触不到客户，他弄来的客户，怎么和别人签的生产协议，产品出厂要不要发票，有没有回扣，价格合不合理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别人就没有数。这也是分厂会计无法完全掌握分厂财务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能刘群生怎么说，他就怎么造账。
造账的目的，只是为了应付上级的财务审查，这本账和分厂的经营生产状况，完全就风马牛不相及。
孙继超知道这个情况。这就是一笔糊涂账，根本无法追查。就算有办法追查，孙继超也不傻，知道追查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也就只好不去较真，大面上过去，不了了之。
工人们往往好说，会计和刘群生穿一条裤子，拿了刘群生的好处，才会和他狼狈为奸，助纣为虐。
其实，这是大家不懂财会制度，不明白这里面的事情。
会计也得听厂长的，要不然他也干不成会计。计划经济时代的财会制度，是无法应对市场经济错综复杂的新形式的。
好多支出与收纳，都是过去完全不会存在的新模式，上面没有对这些新模式有明确的规定，会计也只能是刘群生怎么说他怎么做。
他和肇欣桐，无冤无仇，平时说话也挺好的，没想到这小子会干这种事情。
本来，告他也就告他了，人家为了公家的利益，也没什么。
可这小子做的也是一绝。知道高崎被派出所弄去，到晚上都没放回来，他竟然主动装好人，跑到派出所去给高崎送饭，还把高崎给好一个感动！
前脚告发高崎，后脚再跑来给他送饭装好人，这人心险恶到了什么地步？
那时候高崎在唐城还不出名，附近国企工人偷东西卖成风，派出所正愁逮不着典型，高崎送上门来，就准备拿他当典型了。
审他一晚上，高崎也感觉出不对味来了，就给他在刑警队的同学打电话，这才把这事儿给平了。
所长不认识高崎，帮忙的那几个协警可认识他。他第二天出来的时候，就有个协警偷偷告诉他，给他送饭的，正是告发他的那个人。
高崎出来，当然轻饶不了肇欣桐，吓得这小子一个劲给他磕头。冲在同在一个车间工作的份上，高崎才没跟他计较。
时代变了，人心也变得复杂而险恶。
肇欣桐这样的人，反而可以吃得开。
后来，他靠着巴结刘群生，一直做到一车间的主任。
分厂这些工人里面，绝对不会只有一个肇欣桐。所以，高崎对这些工人，除了知根知底的，没有什么好的感觉。
纯粹为了工人，他才懒得管这些闲事。
有了高崎为他要回来的八万块钱，又从那些分厂干部那里，要回了两万多，手里有了这十万块钱，孙继超算是有了底气。
他接手财务的时候，分厂账上，除了用来维持周转的六万块钱，其余就都是账。
这些陈年老账，别说高崎，连岳帆看了都摇头。有些欠账的单位已经没了，有些已经换了主人，都是些死账，根本没法要。
一个偌大的企业，仅仅靠着六万块钱在运转，也不能不说，刘群生还真是高手。只是每月为工人开工资，也得需要七八万块钱。他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孙继超百思不得其解。
分厂会计告诉他，每月快到发工资的时候，会计做好工资表给他，他就会出去，说是去找其他单位要钱。发工资那天，他拿回来的钱，基本就是正好够发工资的。
市场经济时代，旧的财务制度，已经完全无法适应新形势。刘群生手握分厂大权，这小子又聪明，他暗地里搞了些什么，连会计都没有办法弄明白。
刘群生手里，肯定还有其他不走财务这道关口的手段，就是人们常说的小金库。
这种小金库，不动用法律和专业侦查手段，指望孙继超这些人，是无从发现的。
可动用法律手段，就需要证据。他没有证据。而且，总厂在与他签订合同的时候，就曾经暗示过他，过去的事情，最好一笔勾销。要不然，这个承包合同，恐怕也无法执行。
孙继超也不打算追究下去，有这十几万块钱，勉强凑合了。
接着，他就找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谈话，先对他们解释，他的这个承包，和其他分厂承包是不一样的。
其他房分厂虽然叫承包，可干部还是要通过总厂来任命，还是要靠关系网。
他这里不一样，是由他直接任命，跟总厂没有任何关系。
他用的，是真正为工厂着想，有相当业务能力的干部。
所以，他们这些干部，恐怕大多数人，以后就不是干部了。
“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最后，孙继超就对他们说，“去想办法活动上级，调离模具分厂。调不走的，我只能按工人对待。有工作能力的，我尽量安排。没工作能力的，就只能在家待岗。待岗期间，没有工资。分厂现在困难，也无法给你们缴纳养老保险。”
唐城量具的干部，都是分帮划派的。一个干部上去了，就带动他周围许多和他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人一起上去。这人走的越高，他的亲信就越多，最终在工厂里形成一派。
刘群生上去，靠的是总厂一个副总，他也就算副总那一派。而他领导的分厂，包括下面任用的大多数干部，也都是这一派。
这些他任命的小干部，手下就又形成各自的关系网。哪天刘群生上去，这些小干部和手下的关系网，就会扩散到整个唐城量具，形成新的派系。
整个唐城量具的干部体系，就是靠着这样关系套关系形成的，不太讲究工作能力，只讲究你根上出自何处，是谁的人，是不是和他一帮。
如此上来的干部，也多是靠着不正当手段，按帮派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牵一发而动全局。
所以，刘群生也算树大根深，不是他自己犯浑，搞出薛雪自杀这么大一个事件，他的地位，是轻易不会被撼动的。
孙继超不肯向刘群生靠拢，能耐再大，也上不去。要不是他有超强的指挥调动能力，把分厂最主要盈利的三车间，生产工作安排地井井有条，离开他别人玩不转，估计调度也早就给撤了。
生产模具，不像批量生产同一工件那么简单。所有的工件都是单独的，很少重复，交货期也都不一样。
这就对生产调度指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好的头脑和巧妙安排工件生产的能力，不是对这个行业十分精熟，是做不成调度的。
这个又要牵扯太多的专业知识，讲解起来过于复杂。咱们不是写专业书籍，也就不多说了。
总之，他是分厂里少有的，凭着自己本事上来的干部，却永远只能干调度这个车间里的小干部，再无法前进一步。
所以，孙继超对厂内这种拉帮结派深恶痛绝。他掌握了权力，当然不会再用这些不是靠自身本事上来的干部。
现在的孙继超，是分厂自己成立的职工委员会推选出来，挑头承包模具分厂的，他在工人当中的威信很高。他决定的事情，就是职工委员会的决定。
这个职工委员会，是按照孙继超心里那个早就存在的设想，很早在和刘群生做斗争的时候，就偷偷成立的。它包括了车间许多的生产骨干，还有退休的工人。
现在，在刘群生倒台的情况下，又公开进行了一次改选，上来了更多的职工骨干。
所以，孙继超的这个决定，就是多数工人骨干的决定，这些分厂原来的干部，反对也没有多少用处。
干部能上不能下，这是唐城量具遵循了多年的规矩。孙继超不遵循这个规矩，在干部们看来，就是不按套路出牌。这一下，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就犹如捅了马蜂窝。
你凭什么承包模具分厂？你能承包我们也能。你会告状我们就不会了？我们也去告状！
折腾半天，也只是表面文章，嘴上强硬。暗地里，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各找各娘，设法调走。
有和副总原本就有联系，直接去找副总的，也有去找刘群生的。
刘群生虽然不干分厂厂长了，关系网还在，还能为他们出一把力气。
最终，大多数干部各逞所能，如愿调离了模具分厂。
清理了干部队伍，孙继超就按照自己的设想，提名各车间干部，交职工委员会讨论。
基本上，都是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路子，一个有多年车间工作经验，在工人当中有一定威信的工人，加一个文化高，懂技术的技术人员，来形成干部队伍。目前活比较多的三车间，则多配备一个对车间生产调度有经验的工人。
干部队伍形成了，然后再由这些干部领着，安排任命基层的组长，理顺各小组的人员关系。
原来的小组长们，好多也并不是凭着本事上去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班组里分活不公，对小组成员索要回扣这类事情，经常发生。
这一回，孙继超让各班组自己选自己信得过的组长，好多小组长就被选下来，换了别人来干。
大家在开展这个工作的时候，孙继超就得考虑，怎么才能从外面弄活来这个问题了。
你内部搞得再好，大家没有活干，还是挣不出工资来。
过去的时候，对外经营这个事情，是攥在刘群生一个人手里的。也就是说，模具分厂所有的客户，都是刘群生的。
这也是刘群生控制分厂，为自己谋私利的一个手段。
别人接触不到客户，他弄来的客户，怎么和别人签的生产协议，产品出厂要不要发票，有没有回扣，价格合不合理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别人就没有数。这也是分厂会计无法完全掌握分厂财务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能刘群生怎么说，他就怎么造账。
造账的目的，只是为了应付上级的财务审查，这本账和分厂的经营生产状况，完全就风马牛不相及。
孙继超知道这个情况。这就是一笔糊涂账，根本无法追查。就算有办法追查，孙继超也不傻，知道追查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也就只好不去较真，大面上过去，不了了之。
工人们往往好说，会计和刘群生穿一条裤子，拿了刘群生的好处，才会和他狼狈为奸，助纣为虐。
其实，这是大家不懂财会制度，不明白这里面的事情。
会计也得听厂长的，要不然他也干不成会计。计划经济时代的财会制度，是无法应对市场经济错综复杂的新形式的。
好多支出与收纳，都是过去完全不会存在的新模式，上面没有对这些新模式有明确的规定，会计也只能是刘群生怎么说他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