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上的人应该是非常务实的。
要么图名，要么图利，要么希望名利兼收，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儿。
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像宁卫民这样不图名，不图利，信奉“好汉护三村”，只想脚踏实地为家乡父老做点实事的人，无疑是当下极其少见的异类。
他的风骨多少已经有点接近那位开办胡庆余堂的商界前辈了。
哪怕张士慧这样只为邀名露脸的主儿，也算得上是商人里的良善之辈了。
不过说实话，像他们这样的行为，在过去是很普遍的。
因为这其实恰恰就是华夏商人和西方商人最不同的地方。
华夏人心里有家国情怀，追求的是能够和睦相处的生存环境，哪怕商人也是如此。
只是华夏经历过翻天覆地的巨变，商业传统出现了历史性的断层，如今这才显得希罕了。
诚然，也正因为如今华夏内地商业环境需要重塑，什么千奇百怪的现象都有。
有人不图利，不图名，甚至也不愿意做事，费尽心机就想弄一个与外方“合资”的名义。
这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事儿，即便是三十年后的人们也是绝难想象的。
宁卫民就遇到了这样连他都要瞠目结舌的怪事。
…………
在把“慧民读书社”的事儿规划好了大致计划，甩给了张士慧去执行之后，宁卫民就抽身去忙别的事儿了。
毕竟花钱容易赚钱难，他有心做公益不假，但这份善举也是需要经济实力才撑得住的。
不去开源哪儿行啊？
还是得继续奋斗埃
何况无论公事还是私事，好多事都需要他操心呢，自然不可能守着这一个书店浪费时日。
于是按照轻重缓急，宁卫民接下来就联系了轻工局的李处长。
打算先推进拉杆旅行箱的合作项目，把这件事敲定再说。
宁卫民和李处长是今年春节过后在飞往东京的飞机上遇见的，很有点风云际会的意思。
彼此间既可以算得上有缘，也可以说算得上投缘。
当时这位代表轻工局出国考察李处长，在下飞机取行李的时候，一眼看见宁卫民一行人使用的拉杆旅行箱，直接就被震惊了。
在他眼里，这样的旅行箱是是如此的漂亮，是如此的便捷，误以为是最先进的外国产品。
之后一打听不要紧，居然获知是宁卫民发明的新产品。
这对他来说简直不可置信，当场就表示出强烈合作的意向，显示出了极高的热情。
别说，临回国时，李处长还真的去了宁卫民的大刀商社拜访过。
虽然彼此接触时间很短，但眼见为实是最能增进信任感的。
当大致了解了一下大刀商社的经营状况后，以及拉杆旅行箱在东京供不应求的情况后。
李处长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合作项目定为他回局里交差的最优之眩
而等到李处长回国后，他也显然一直在尽力促成此事。
实际上，在银座的坛宫开业后不久，宁卫民就在东京收到了李处长发来的传真。
李处长告诉他说，局里已经基本批准这个项目了，希望他找个时间尽快回内地，与之商洽具体合作条款。
所以这次宁卫民归国，对于双方合作达成，无疑是抱有极大期许的。
为了与李处长的再度会面，他可以说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不但带来了从东京购买的礼物，详细的产品资料，样品和图纸，还准备好了支票。
只要考察完毕，选好工厂，谈妥条件，他马上就可以给付款项，让工厂开工。
尤其头几天见霍司长的时候，他还从霍司长的口中了解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在东北的sy市，亏损已达十年的一家国营企业！
负债额超过全部财产三分之二的防爆器械厂！
刚刚宣布倒闭了！
这在十年后不是个问题，但在这个年代，却属于打破先例之举，非常让人震惊。
这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连铁饭碗都不保险了，盛大锅饭的这口锅，也可能有朝一日被打翻。
同时还能说明，国内目前恐怕已经不是纯粹的卖方市场，短缺经济了。
如今可不是所有的东西，不管好坏，只要生产出来都有人买了。
不是只要不凭票，东西就能被顾客抢光，价格还一个劲地涨。
毫无疑问，作为生产企业，京城这边的许多工厂肯定会因为这个消息，感到物伤其类，兔死狐悲。
一定会对自己的未来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
因此宁卫民认为京城这边的厂家不管日子好过还是难过，都会希望自己的厂子能更保险一点，谁也不会拒绝他的订单。
而反过来，他也不是那些惦记着往死了占便宜的外国资本家。
只要能够保证质量，不出问题，他其实很愿意开出足够优厚价码。
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让京城的厂家赚走了，这叫肉烂在锅里。
反而他要是在差价上赚得多了，把利润都拿走，那边还得多给日本政府缴税呢。
那干嘛不把利润尽量多的留在国内，干嘛不对家里人实在点？
即使同样在缴税，那也是支持自己的家乡建设，是爱国之举，对不对？
总之，宁卫民从不认为两边存在什么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会有什么谈不拢的实质障碍。
在他心里，这件事应该是稳拿把攥了，其余的就是快刀斩乱麻的确定工厂，签合同了。
可结果没想到，实际情况却和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件事居然“难产”了。
现实又给他上了一课。
问题不是出在李处长身上。
应该说，李处长办事还是挺实在，也挺靠谱的，前后带宁卫民去实地看了三家厂家。
有两家是轻工局麾下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箱包厂家，还有一家是轻工局下属最大的皮革制品厂家。
三家工厂规模，最小的也在千人以上，生产设备和职工素质，也是全市最好的。
不过这三家厂子虽然一开始都挺热情，也很感兴趣，甚至还摆酒迎接，热情款待。
但由于宁卫民为了给日本政府少缴税，不能直接和国内工厂产生联系。
需要以国内的易拉得公司为中转，好把出口价定的高高的，用这种方式把绝大部分利润留在国内。
所以宁卫民并不是以日本大刀商社名义跟代工厂商签合同的，能以这易拉得的名义来下订单。
而且所有的原材料都用的是本地采购，不涉及进口。
最终的成品质量要求也极为严格，还不允许厂家超量生产在国内销售。
这些厂家就非常奇妙的转变了态度，变得不是那么热衷了，甚至很有些冷淡。
“李处长，这个项目我们的能力可能接不了埃您知道的，我们下半年生产任务重。宁先生的要求这么高，订货量又大。我们勉强承接，怕是达不到质量要求。我们可是怕被扣钱埃要不，您二位去问问别人……”
有的厂子拒绝的还委婉点，开始自曝其短。
而有的厂子却忍不住公然对易拉得的成色表示嫌弃。
“哎呀，原来你们不是外资企业啊，只是个合资公司。李处长，您这可没把事儿说情况。您当初跟我们传达指示的时候，说是来自日本的海外订单，我们就当成外资企业了。要不这样好了，局里等两天，我们厂领导班子再开会合计合计，看看生产计划能调配开不行……”
有的厂子甚至不惜当面发起了牢骚，还大言不惭要条件。
“我说李处，咱局里可不够意思埃我可听说局里可是把西德的订单都给了老马他们厂了！光每年原材料的进口配额有三百多万。怎么？我们厂就这么不受待见，就拿这种订单对付我们。也太厚此薄彼了吧？要我们接订单也行，但我们有条件。您得同时再给我们介绍个真正的外商来……”
总之，虽然这件事有着良好的开端，中间也算顺利，但最终没能有个完美的结果。
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等于三家厂子都回绝了宁卫民的订单。
这不但让李处长感到十分尴尬，觉得自己有点办事不周，累得宁卫民白跑了好几趟。
同样也让宁卫民感到十分光火。
他是怎么都琢磨不明白这三家企业是怎么想的？
明明都是钱啊，而且他也可以给外汇啊！
怎么这些厂子到了最后，就没人愿意拿正眼瞅他了呢？
反倒弄得他好像低人一等，是他拿着支票来求人的呢？
他可是甲方啊！
甲方！
你们这些乙方臭牛个什么劲？
这事儿都邪性了都！
是不是外企又怎么了？
就这样，本来挺好的事儿就这么出了岔子，李处长推荐的几个厂子都是消极对待，完全没法再继续谈下去了。
这仨厂子算是把宁卫民和李处长一起给撂在半路上了。
后来啊，几还是李处长不甘心让这事儿糊里糊涂就办砸了，有点怀疑是局里谁给他下绊子了。
不惜找遍所有的关系，东打听西打听的，几天之后才弄明白怎么回事。
敢情这事，跟宁卫民是不是以外资企业的名义跟他们合作，还真有关系。
关键就在于此时外资企业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在共和国境内所享受的特殊优惠政策上了。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共和国对于外资和先进技术有着极大的需求。
当时合作的主要模式，就是外资企业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和建厂房的资金，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
共和国这边所能提供的除了土地就是劳动力。
中外双方就以这种条件形成了一种“三来一补”合作机制。
外商有享受进出口优惠政策的权力，从这种分工合作中，还可以拿走大部分的利润。
而共和国的本土企业也无需承担任何风险，用免费用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只拿劳动力的代工报酬。
不但旱涝保收，还能从外商身上，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技术。
国家同样因此感到满意。
因为外币无法在华夏内地流通，工人发工资都需要转化为人民币，外币就留在了政府的手里。
应该说，这种模式最初实行的时候，职权分明，效果卓著，让合作双方，还有国家都心满意足。
完全就是多赢的局面。
但没多久，问题就来了。
因为当时国内的工业原材料，几乎所有的高级货样样紧缺。
国内的企业要想进口，除了要缴纳高额关税之外，还必须经过外贸部门或者物资局调配。
很快，那些为外商代工的工厂就渐渐发现了一个不费吹灰之力的发财窍门。
只要他们每次以外商的名义，或者通过外商进口原料，如果数量比实际生产的需求多一些。
那么多余原料就可以在国内投放，然后被市场一抢而空，换回巨大的利润。
甚至利润之大能够远超他们代工所得。
于是渐渐的，原本“纯洁”的中外合作就走样了，开始演变成一种欺上瞒下，钻空子的活动。
对生产企业来说，渐渐的，就不太看重代工的价格了。
只要下订单是外商，有进口原料的配额，能享受到优惠政策，他们就愿意干。
而且用这种办法，赚到多少钱那都是他们企业自己的，连局里都不知道。
而外商也很乐意，尽管许多人非常清楚他们的配额交给生产企业，其中有大大的猫腻。
可他们不在乎。
他们想的很明白，反正这种明显有问题的钱他们赚到手也带不出去的，不如让给本土企业赚。
只要他们能从产品报价中得到好处，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就行。
说白了，在这种凭借优惠政策和配额捞好处的关系里，其实外商和本土企业是在分赃。
真正蒙受损失的角色只有国家。
那这件事为什么会演变成这种局面，不就是很明显了吗？
万变不离其宗，这几家企业其实还是受利益趋势。
只不过，这几家厂子的心都大着呢！
他们对于老老实实干活赚钱，兴趣寥寥。
一心惦记的是打着外资的名义，借助外企的配额，去捞这种轻而易举的偏门钱。
那不用说，怀揣着这种龌龊心思的乙方，自然是要嫌弃宁卫民这样的甲方了！
宁卫民带来的订单，与外商的订单相比，严重缺乏吸引力。(本章完)
要么图名，要么图利，要么希望名利兼收，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儿。
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像宁卫民这样不图名，不图利，信奉“好汉护三村”，只想脚踏实地为家乡父老做点实事的人，无疑是当下极其少见的异类。
他的风骨多少已经有点接近那位开办胡庆余堂的商界前辈了。
哪怕张士慧这样只为邀名露脸的主儿，也算得上是商人里的良善之辈了。
不过说实话，像他们这样的行为，在过去是很普遍的。
因为这其实恰恰就是华夏商人和西方商人最不同的地方。
华夏人心里有家国情怀，追求的是能够和睦相处的生存环境，哪怕商人也是如此。
只是华夏经历过翻天覆地的巨变，商业传统出现了历史性的断层，如今这才显得希罕了。
诚然，也正因为如今华夏内地商业环境需要重塑，什么千奇百怪的现象都有。
有人不图利，不图名，甚至也不愿意做事，费尽心机就想弄一个与外方“合资”的名义。
这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事儿，即便是三十年后的人们也是绝难想象的。
宁卫民就遇到了这样连他都要瞠目结舌的怪事。
…………
在把“慧民读书社”的事儿规划好了大致计划，甩给了张士慧去执行之后，宁卫民就抽身去忙别的事儿了。
毕竟花钱容易赚钱难，他有心做公益不假，但这份善举也是需要经济实力才撑得住的。
不去开源哪儿行啊？
还是得继续奋斗埃
何况无论公事还是私事，好多事都需要他操心呢，自然不可能守着这一个书店浪费时日。
于是按照轻重缓急，宁卫民接下来就联系了轻工局的李处长。
打算先推进拉杆旅行箱的合作项目，把这件事敲定再说。
宁卫民和李处长是今年春节过后在飞往东京的飞机上遇见的，很有点风云际会的意思。
彼此间既可以算得上有缘，也可以说算得上投缘。
当时这位代表轻工局出国考察李处长，在下飞机取行李的时候，一眼看见宁卫民一行人使用的拉杆旅行箱，直接就被震惊了。
在他眼里，这样的旅行箱是是如此的漂亮，是如此的便捷，误以为是最先进的外国产品。
之后一打听不要紧，居然获知是宁卫民发明的新产品。
这对他来说简直不可置信，当场就表示出强烈合作的意向，显示出了极高的热情。
别说，临回国时，李处长还真的去了宁卫民的大刀商社拜访过。
虽然彼此接触时间很短，但眼见为实是最能增进信任感的。
当大致了解了一下大刀商社的经营状况后，以及拉杆旅行箱在东京供不应求的情况后。
李处长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合作项目定为他回局里交差的最优之眩
而等到李处长回国后，他也显然一直在尽力促成此事。
实际上，在银座的坛宫开业后不久，宁卫民就在东京收到了李处长发来的传真。
李处长告诉他说，局里已经基本批准这个项目了，希望他找个时间尽快回内地，与之商洽具体合作条款。
所以这次宁卫民归国，对于双方合作达成，无疑是抱有极大期许的。
为了与李处长的再度会面，他可以说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不但带来了从东京购买的礼物，详细的产品资料，样品和图纸，还准备好了支票。
只要考察完毕，选好工厂，谈妥条件，他马上就可以给付款项，让工厂开工。
尤其头几天见霍司长的时候，他还从霍司长的口中了解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在东北的sy市，亏损已达十年的一家国营企业！
负债额超过全部财产三分之二的防爆器械厂！
刚刚宣布倒闭了！
这在十年后不是个问题，但在这个年代，却属于打破先例之举，非常让人震惊。
这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连铁饭碗都不保险了，盛大锅饭的这口锅，也可能有朝一日被打翻。
同时还能说明，国内目前恐怕已经不是纯粹的卖方市场，短缺经济了。
如今可不是所有的东西，不管好坏，只要生产出来都有人买了。
不是只要不凭票，东西就能被顾客抢光，价格还一个劲地涨。
毫无疑问，作为生产企业，京城这边的许多工厂肯定会因为这个消息，感到物伤其类，兔死狐悲。
一定会对自己的未来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
因此宁卫民认为京城这边的厂家不管日子好过还是难过，都会希望自己的厂子能更保险一点，谁也不会拒绝他的订单。
而反过来，他也不是那些惦记着往死了占便宜的外国资本家。
只要能够保证质量，不出问题，他其实很愿意开出足够优厚价码。
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让京城的厂家赚走了，这叫肉烂在锅里。
反而他要是在差价上赚得多了，把利润都拿走，那边还得多给日本政府缴税呢。
那干嘛不把利润尽量多的留在国内，干嘛不对家里人实在点？
即使同样在缴税，那也是支持自己的家乡建设，是爱国之举，对不对？
总之，宁卫民从不认为两边存在什么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会有什么谈不拢的实质障碍。
在他心里，这件事应该是稳拿把攥了，其余的就是快刀斩乱麻的确定工厂，签合同了。
可结果没想到，实际情况却和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件事居然“难产”了。
现实又给他上了一课。
问题不是出在李处长身上。
应该说，李处长办事还是挺实在，也挺靠谱的，前后带宁卫民去实地看了三家厂家。
有两家是轻工局麾下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箱包厂家，还有一家是轻工局下属最大的皮革制品厂家。
三家工厂规模，最小的也在千人以上，生产设备和职工素质，也是全市最好的。
不过这三家厂子虽然一开始都挺热情，也很感兴趣，甚至还摆酒迎接，热情款待。
但由于宁卫民为了给日本政府少缴税，不能直接和国内工厂产生联系。
需要以国内的易拉得公司为中转，好把出口价定的高高的，用这种方式把绝大部分利润留在国内。
所以宁卫民并不是以日本大刀商社名义跟代工厂商签合同的，能以这易拉得的名义来下订单。
而且所有的原材料都用的是本地采购，不涉及进口。
最终的成品质量要求也极为严格，还不允许厂家超量生产在国内销售。
这些厂家就非常奇妙的转变了态度，变得不是那么热衷了，甚至很有些冷淡。
“李处长，这个项目我们的能力可能接不了埃您知道的，我们下半年生产任务重。宁先生的要求这么高，订货量又大。我们勉强承接，怕是达不到质量要求。我们可是怕被扣钱埃要不，您二位去问问别人……”
有的厂子拒绝的还委婉点，开始自曝其短。
而有的厂子却忍不住公然对易拉得的成色表示嫌弃。
“哎呀，原来你们不是外资企业啊，只是个合资公司。李处长，您这可没把事儿说情况。您当初跟我们传达指示的时候，说是来自日本的海外订单，我们就当成外资企业了。要不这样好了，局里等两天，我们厂领导班子再开会合计合计，看看生产计划能调配开不行……”
有的厂子甚至不惜当面发起了牢骚，还大言不惭要条件。
“我说李处，咱局里可不够意思埃我可听说局里可是把西德的订单都给了老马他们厂了！光每年原材料的进口配额有三百多万。怎么？我们厂就这么不受待见，就拿这种订单对付我们。也太厚此薄彼了吧？要我们接订单也行，但我们有条件。您得同时再给我们介绍个真正的外商来……”
总之，虽然这件事有着良好的开端，中间也算顺利，但最终没能有个完美的结果。
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等于三家厂子都回绝了宁卫民的订单。
这不但让李处长感到十分尴尬，觉得自己有点办事不周，累得宁卫民白跑了好几趟。
同样也让宁卫民感到十分光火。
他是怎么都琢磨不明白这三家企业是怎么想的？
明明都是钱啊，而且他也可以给外汇啊！
怎么这些厂子到了最后，就没人愿意拿正眼瞅他了呢？
反倒弄得他好像低人一等，是他拿着支票来求人的呢？
他可是甲方啊！
甲方！
你们这些乙方臭牛个什么劲？
这事儿都邪性了都！
是不是外企又怎么了？
就这样，本来挺好的事儿就这么出了岔子，李处长推荐的几个厂子都是消极对待，完全没法再继续谈下去了。
这仨厂子算是把宁卫民和李处长一起给撂在半路上了。
后来啊，几还是李处长不甘心让这事儿糊里糊涂就办砸了，有点怀疑是局里谁给他下绊子了。
不惜找遍所有的关系，东打听西打听的，几天之后才弄明白怎么回事。
敢情这事，跟宁卫民是不是以外资企业的名义跟他们合作，还真有关系。
关键就在于此时外资企业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在共和国境内所享受的特殊优惠政策上了。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共和国对于外资和先进技术有着极大的需求。
当时合作的主要模式，就是外资企业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和建厂房的资金，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
共和国这边所能提供的除了土地就是劳动力。
中外双方就以这种条件形成了一种“三来一补”合作机制。
外商有享受进出口优惠政策的权力，从这种分工合作中，还可以拿走大部分的利润。
而共和国的本土企业也无需承担任何风险，用免费用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只拿劳动力的代工报酬。
不但旱涝保收，还能从外商身上，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技术。
国家同样因此感到满意。
因为外币无法在华夏内地流通，工人发工资都需要转化为人民币，外币就留在了政府的手里。
应该说，这种模式最初实行的时候，职权分明，效果卓著，让合作双方，还有国家都心满意足。
完全就是多赢的局面。
但没多久，问题就来了。
因为当时国内的工业原材料，几乎所有的高级货样样紧缺。
国内的企业要想进口，除了要缴纳高额关税之外，还必须经过外贸部门或者物资局调配。
很快，那些为外商代工的工厂就渐渐发现了一个不费吹灰之力的发财窍门。
只要他们每次以外商的名义，或者通过外商进口原料，如果数量比实际生产的需求多一些。
那么多余原料就可以在国内投放，然后被市场一抢而空，换回巨大的利润。
甚至利润之大能够远超他们代工所得。
于是渐渐的，原本“纯洁”的中外合作就走样了，开始演变成一种欺上瞒下，钻空子的活动。
对生产企业来说，渐渐的，就不太看重代工的价格了。
只要下订单是外商，有进口原料的配额，能享受到优惠政策，他们就愿意干。
而且用这种办法，赚到多少钱那都是他们企业自己的，连局里都不知道。
而外商也很乐意，尽管许多人非常清楚他们的配额交给生产企业，其中有大大的猫腻。
可他们不在乎。
他们想的很明白，反正这种明显有问题的钱他们赚到手也带不出去的，不如让给本土企业赚。
只要他们能从产品报价中得到好处，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就行。
说白了，在这种凭借优惠政策和配额捞好处的关系里，其实外商和本土企业是在分赃。
真正蒙受损失的角色只有国家。
那这件事为什么会演变成这种局面，不就是很明显了吗？
万变不离其宗，这几家企业其实还是受利益趋势。
只不过，这几家厂子的心都大着呢！
他们对于老老实实干活赚钱，兴趣寥寥。
一心惦记的是打着外资的名义，借助外企的配额，去捞这种轻而易举的偏门钱。
那不用说，怀揣着这种龌龊心思的乙方，自然是要嫌弃宁卫民这样的甲方了！
宁卫民带来的订单，与外商的订单相比，严重缺乏吸引力。(本章完)